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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君主论》

混合君主国

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
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
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
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
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
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
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
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
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
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
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

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之地派遣殖民，
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
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
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
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
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
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
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

我的结论是：这种殖民并不靡费，而且比较忠实可靠，触犯的人也较少；
而被触犯的人，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既贫困而且散居各方，是不能为害的。
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
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侵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
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
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

但是如果在那里以驻屯军队来代替殖民的话，
由于维持驻屯军不得不把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耗费掉，这样耗费就更多了；
结果所得反而变成损失，而且得罪的人就更多了，
因为由于他的军队从这里到那里辗转调动，那个国家全部受到损害，
对此每一个人都感到痛苦，于是一个个都变成他的仇敌了。他们虽然被打败了，
可是仍然在他们自己的老家里，是能够为害的敌人。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来，驻屯军队是不中用的，而殖民却是有益的。
再说，一个君主如果占有上面所说的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本国不同的地区，
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
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
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
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
而且罗马人过去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
事情的经过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
在这个地区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由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作祟，
就会立即依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因此把这些弱小的势力笼络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气力；
因为他们全体会立即甘心情愿同他所已经征服的国家联结成为一体。
他只要注意不要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
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
但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就会很快地把已经赢得的一切丧失掉，
而且当他拥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会感到无限的困难与烦恼。

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
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
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
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
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
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
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
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
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
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
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
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
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
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
那就无法挽救了。

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

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
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
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
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
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
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
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

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
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
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
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
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
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
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
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
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
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
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

在那些象法国那样统治的王国里，情况就恰好相反：
因为在那里常常有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如果你把这个王国的某些贵族争取过来，
就很容易侵入那里。由于上述理由，这些人会为你的入侵开路，使你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但是如果以后想要保有这个国家，你就会遇到无限的困难，
它来自那些曾经帮助你的人们和你已经打败的人们。你只是消灭了君主的家族，
那是不够的，因为残存的贵族将成为新变革的首领。而且，由于你既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
又不能灭绝他们，因此，当他们的时机一旦到来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这个国家。

现在，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质，你就会察觉它同土耳其皇帝的王国相似；
因此，亚历山大大帝首先必须把大流士完全打垮，并且从他手中把土地夺取过来。
在赢得这样的胜利之后，大流士死了，
亚历山大大帝终于牢固地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由于上述的理由。
而且，假如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团结一致的话，
他们本来能够牢牢地并且安逸地享有这个国家，如果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引起骚乱，
那个王国是不会发生其他骚乱的。

但是，那些象法国这样组织的国家，可就不能这样平稳地被占有了。
在西班牙，法国和希腊之所以屡次发生反罗马人的叛乱，
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小王国。当他们的记忆尚未消失的时候，
罗马人总是不能够稳然占有其地的。但是，
一旦由于罗马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
罗马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后来，当罗马人之间发生内战的时候，
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各自在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已经树立了权威，
他就能够使那里的人们追随自己。而且由于以前的主子的家族已经灭绝，
除了罗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获得承认了。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对于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
亚历山大保持亚洲的领土颇为容易；而别的人，象皮尔罗以及许多人，
保全所获得的地方却有困难，这并不是由于胜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
而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使然。

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
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
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
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
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
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
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 

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
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
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
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
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
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
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
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
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
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

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
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
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
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
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
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
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
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
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
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
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
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
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
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
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
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
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
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
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
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
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
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
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
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
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
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
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
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

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
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
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
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惠赐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
在希腊的伊奥尼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
他们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而保有这些城市。
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帝们亦复如此。

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
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
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
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
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
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
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
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
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
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

因为他知道，过去的严酷已经引起人们对他怀有某些仇恨。
为此，他要涤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
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那并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
他抓着上述时机，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
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

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
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
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
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
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
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
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

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

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
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
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
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
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
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
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
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
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
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
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
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
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
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
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
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
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
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
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
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
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
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
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

论市民的君主国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
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
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
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
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
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
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
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
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
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
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
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
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
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贵族应该主要地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考察：
他们支配自己行动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完全依靠你的运气，抑或不是这样。
对于那些这样约束自己而不是贪婪的人们，你应该给以光荣并加以爱护；
而对于不是这样约束自己的人们，你可以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检验。
这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可能是由于胆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气使然。
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你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
因为，这样一来，当你隆盛的时候，他们会尊敬你，而当你处在逆境的时候，
你也无需畏惧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为了野心勃勃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
这是一个征象，表明他们为自己着想比替你着想得更多。君主就应该防范这类人，
并且把他们当作公开的敌人那样加以警惕，因为在君主不利时期，
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把君主灭掉。

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
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
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
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
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
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
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
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
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
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
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
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
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
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
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
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
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
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
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
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
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
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
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
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 

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
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
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
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
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
为着使老百姓得到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
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
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
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

因此，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他就不会受到攻击。
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定将狼狈不堪地被驱逐出去。
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要使军队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要说，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
他们将忍耐不住，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对此，我回答说：
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
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
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这样一来，
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更进一步说，当敌人到来的时候，
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
因此，君主更不应该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已经消沉，损失已经产生，
灾害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同君主团结起来，
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
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原来，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
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认真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
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难的。
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难的。 

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
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
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
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
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
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
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
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
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

我想进一步论证这种军队的不可靠。雇佣军的首领们或者是能干的人，
或者是不能干的人，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可不能够信赖他们，
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
反之，如果首领是无能的人，他往往使你毁灭。如果有人回答说，不论是否雇佣军，
只要手中掌握了武器，都是一样行动的。对此，我回答说，当君主或共和国必须用兵时，
君主必须身临前敌，并且亲自挂帅。共和国则必须委派自己的公民前往，
如果被派的人结果力不胜任，就必须予以撤换；如果其人胜任其事，
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出指示范围。经验已经证明，
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雇佣军只能造成损失。
而且要使一个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服从它的某一个公民的支配，
比一个靠外国武力武装起来的国家远为困难。

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

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
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
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
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
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
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

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
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特别是君主，因为他的地位更高——
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
有人被贬为吝啬（这是使用托斯卡诺的用语，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
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掠夺取得财物的人，
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己东西的人）。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
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有人被认为残忍成性，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
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有人被认为言而有信；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有人则被认为勇猛强悍；
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有人则被认为矜傲不逊；有人被认为淫荡好色，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
有人被认为诚恳，有人则被认为狡猾，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
有人被认为稳重，有人被认为轻浮，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
有人则被认为无信仰之徒，如此等等。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
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
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并且如果可能的话，
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

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
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
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
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论慷慨与吝啬

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我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
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
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
所以，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
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
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
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
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结果是，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
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不论发生什么危险，
他将先受其害。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

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
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
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
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这样一来，
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很多；
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

所以，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
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亦不应该有所介意，
因为这是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如果有人说：“恺撒也曾由于慷慨取得统治权，
而且其他许多人也曾由于慷慨或者被称赞为慷慨而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
我回答他说：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位君主，否则就是正在争取君主的地位。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慷慨是有害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被人们誉为慷慨却是十分必要的。恺撒是那些渴望取得罗马君权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但是，如果他在取得罗马君权之后仍然统治下去而不节约他的支出的话，他就会毁灭帝国。
假如有什么人反驳说：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君主，他们依靠军队建立了伟大的事业，
同时也曾经被称誉为最慷慨不过。对此我要回答你说：君主所花费的钱财，
或者是他自己的和他的老百姓的钱财，否则就是别人的钱财。在头一种场合，
他必须节约；如果在第二种场合，他不应该忽略表示慷慨的任何机会。

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
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
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
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
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
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
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
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
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
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 

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

但是，君主对于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则务须慎重；不过，也不要杯弓蛇影，妄自惊慌。
他应当慎思明辨，人道为怀，有节制地行事，以免由于过分自信而使自己流于轻率鲁莽，
或者由于过分猜疑而使自己偏狭不能容人。

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
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
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
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
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
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
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
。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
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
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
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
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
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
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
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
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
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
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perditadelpatrimonio）还来得快些。
再说，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的；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
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实。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
而且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
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 

论君主应当怎样守信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
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
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
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
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谲秘地教给君主了。
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
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
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
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

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
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
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①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
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
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
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
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
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
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
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
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
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

论应该避免受到蔑视与憎恨

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
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
严肃庄重、坚忍不拔。关于臣民的私事问题，他所作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
而且，他应该支持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见解：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

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
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
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
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
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
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
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

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
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
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
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
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
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
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
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
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
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
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
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
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

现在把这件事扼要地说一下。我认为，在阴谋者这方面，除了怀着恐惧、妒忌、
担心受到令人丧胆的刑罚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在君主这方面，
有的是一国之君的威严、法律，他的盟友和国家对他的保护，除此之外，
还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样轻举妄动地搞阴谋。同时，一般阴谋者，
在为非作恶之前都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阴谋者是人民的敌人，
他在为非作恶之后，也一定是害怕的，并且因此决不能够指望获得任何藏身之所。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在别的国家里，君主只需要同贵族的野心、
同人民的傲慢不逊进行斗争就行了，可是罗马的皇帝们却有第三种困难：
必须容忍他们的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它曾经是很多皇帝灭亡的原因，因为要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这两方面是困难的。
这是因为人民酷爱和平，所以总是喜爱温和谦逊的君主；而另一方面，
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残暴贪婪的君主。

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的军饷，
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
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
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成的难局，
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
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怨恨；
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

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
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
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
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

君主为了受人尊敬应当怎样为人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
在我们的时代里，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即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例子。
他由于自己的盛名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
因此他几乎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动，将会看到它们全部都是最伟大的，
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的。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他进攻格拉纳达；
这项事业就奠定了他的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地行事，并且毫不害怕遭到任何阻碍。
他使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的精神灌注在这件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的事情。
与此同时，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而他们还没有察觉。
他依靠教会和人民的金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长期的战争中，
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利用宗教作为借口，他乞灵于宗教上的残酷，
把马拉尼人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掠夺一空。
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这个事例更悲惨和罕见的了。他披着同样的宗教外衣进攻非洲，
然后征伐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这样，他经常地完成了一件大事又安排着另一件大事，
通过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的心神始终忐忑不安同时惊叹不已，注意着这些事情的结果。
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在这一行动和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
使人们不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反对他的活动。

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就是说，
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
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因为如果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相打起来的话，
情况必定是这样：它们当中一国战胜的时候，你必须害怕这个战胜国，或者你不用害怕它。
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哪一种情况，你公开表态并且勇猛地参战总是有好处的。
因为，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之下，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而使那个战败者因而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为你辩护，
或者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
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

事情总是这样：他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就要求你采取中立；而他如果是你的朋友，
则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难，
常常采取中立的道路，而且常常因此被人灭了。但是，当君主明确地表态赞助一方时，
如果和你联合的一方获胜的话，虽然胜利者是强有力的，你要听他支配，
但是他对你仍然负有一种义务，他已经同你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而且人们也绝不会这样地不要脸，作为忘恩负义的例子压迫你。
再说，胜利从来不会那样彻底以致胜利者不需要有某些考虑，特别是对于正义的考虑。
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败了，你仍然会受到他的忆念，在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会帮助你，你变成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的伴侣。

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
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
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
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
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
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
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

论君主的大臣

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
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
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
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
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

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
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
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
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
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
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
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
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
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 

应该怎样避开谄媚者

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
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
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
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
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
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
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
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
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
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
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
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
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
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
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
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
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
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
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
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
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
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
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
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
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
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

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
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

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
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
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
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
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

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
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
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
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
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
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
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

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
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
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
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
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
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
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

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式行动，
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末他就获得成功；
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作法。
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
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
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
那末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

《1517论李维1》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塞莱的问候

兹呈上敝人的一份礼物，较之我对两位的感激之情，它也许并不相
称，但这无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所能呈上的最贵重的礼品了，因为他
本人既有长期的实践，又孜孜于研判世事，从中学到的东西，在拙著中
做了尽可能周详的陈述。无论你们还是别人，对我不能再有奢求。既如
此，就请你们不要抱怨我没有给予你们更多的东西吧。倘若敝人的文字
卑之无甚高论，你们可以为我的才疏学浅而遗憾：我若多有自欺之语,
你们也可以说我判断有误。若是这样，则我不知我们之间谁亏欠于对方
较少：或许我较少亏欠于你们，因为你们非要我写下我绝不会为自己撰
写的东西；也许你们较少亏欠于我，如果我写的东西未能令你们满意。
所以，你们不妨沿袭接受朋友馈赠的礼俗，更看重送礼的情谊而不是礼
物的品质，收下这份薄礼吧。请相信，惟一让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知道
自己在许多场合有自欺，在此事上我却未出差错，我决定把这些史论首
先献给你们而不是别人，因为在我看来，此举可算是我因受益于你们而
表达的感戴之情，或者说，我自忖已超然于著书立说者的俗套，他们惯
于把自己的著述献给某位君王，他们因野心和贪婪而不辨是非，在本该
谴责他的种种劣迹时，却称颂其品德完美。为避免这种过失，我决定不
把它献给身为君王者，而是献给出类拔萃、登上君位当之无愧的人，
不献给能赐我以官爵、荣誉和财货者，而是献给虽无此能力却有此愿望者。 
希望做出正确判断的人，必定敬重慷慨大度的胸怀，而非慷慨大度的能力，
敬重有学识的人，而非虽无学识却统治王国的人。
作家们称颂身为一介平民时的叙拉古人锡耶罗，
却不为身居王位时的马瑟多尼安人佩尔修歌功颂德，因为锡耶罗所缺少的，
只是一个由他御宇的国家， 而佩尔修斯除了有个王国，国王的品质一概阙如。
因此，品评你们意料之中的利弊得失吧，倘若你们还能容忍我这些观点中的缺失，
我便不会放弃对这部史书其他部分的研读，一如我最初给你们的承诺。后会有期。

前言

人有嫉贤妒能的天性，故发现新方式和新秩序的危险，历来不亚于寻 
觅未知的水源和沃土，此乃人皆善于指摘而非褒扬他人的行为使然。但
是，出于一种始终驱策着我的本能欲望，即或得不到任何尊重，我仍要探
究我深信有益于众人之共同利益的事情。职是之故，我毅然踏上了迄未有
人涉足的道路，它或许会给我带来麻烦和困难，但是由于那些怀着善意5 看
待我的劳作目的的人，它亦能给我带来奖赏。我这人才学麻陋，既缺少对
当下事物的经验，古代知识亦称贫乏。所以，在我的努力中，不足之处在
所难免，更遑论胜任愉快。但它至少能给别人指明道路，他们的才具、文
采和判断力皆胜于我，必能完成我的夙愿。因此，我之所为，或不配受到
称誉，亦不至遭人诟谤。

世人对古代仰慕有加，姑不论众多其他事例，时常有人不惜重金，买
回一尊残缺不全的古代雕像，他们希望有此物为伴，他们要用它给自己的
居室增光添彩，他们赞赏这种艺术，乐于师法于它，他们在自己的所有作
品中,为表现这种艺术而弹精竭虑。然而, ，杰出的史书昭示于我们的,
乃是古代的王国与共和国、君王与将帅、公民和立法者以及为自己的祖国
而劳作者取得的丰功伟绩，它们虽受到赞美，却未见有人效仿。其实，世
人不分大事小事，对他们惟恐避之及，故而古人的这种德行，在他们身上
已踪迹全无。观此种种，我惟有感到诧异和悲哀。当我看到如下情形时,
更复如是：公民对公共事务，或对人们染上的疾患，如果有了歧见，
他们总是求助于古人的裁决，或是求助于古人的诊断和指定的方剂。
民法无非是古代法学家提供的裁决，把它们简化为指令，可引导我们今天的法学家作出判断。
医术也不过是古代医师的实践经验，今日医师可据以 作出诊断。然而，在整饬共和国、
护卫国家、统治王国、举兵征伐、控制战局、审判臣民和扩张帝国时，
却不见有哪个君主或共和国求助于古人的先例。我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
主要不是当今的宗教使世界 赢弱不堪，或贪婪的惜怠给众多基督教地区或城市带来的罪孽，
而是缺少真正的历史见识，在阅读史书时既无感悟，亦品不出其中的真谛。
于是，众人捧读史书，以通历史变故而自娱，却从未想过效法古人，
他们断定这种模仿非但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仿佛天地日月、各种元素和人类自身的运动、
力量与规律，今日迥异于古时。为使世人摒弃此种谬见，我才下定决心，
对于没有因时代的厌恶而遭湮没的提图斯•李维的全部史书，根据我对古今事物的了解，
记下我认为必须给予更好理解 的内容，使读过这些陈述的人，
更易于让他们所欲掌握的史识发挥功效。 此事固然不易，然而既有鼓励我担此重任者的襄助，
我以为或能多有所成，俾可给他人达到既定目标提供一条捷径。

指控权对共和国多么有利,谣言就对它多么有害

富里乌斯•卡米卢斯把罗马从法兰克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他的
功德，使罗马公民对他俯首帖耳，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失去自己的名望
或身份。可是，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对于给他这么高的尊位和这么
多荣曜，却难以忍受。因为在曼利乌斯看来，他本人为罗马的安全贡献
良多，他拯救了朱庇特神庙，他的应得不该少于卡米卢斯，在另一些武
功上也与他旗鼓相当。他妒火中烧，对于别人的荣耀，难以保持心平气
静。他无法离间元老，便转向平民，在他们中间散布恶毒的流言。他的
话中有这样的说法：那些收集起来要送给法兰克人的财宝，后来并没有
送给他们，而是被一些公民私吞了；假如把它们收回，本可转为公益之
用 ，免除平民的捐税或一部分私人债务。这些话对平民的作用非同小可，
他们开始聚集成群，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在城内多次制造骚乱。这让元老
院大为不快，他们认为危难在即，便设立了一个独裁官，命令他追查此
事 ，压制曼利乌斯的狂躁性情。独裁官立刻把他召来，两人面对面站在
公众中间，独裁官与贵族站在一起，曼利乌斯则被平民所簇拥。有人要
求曼利乌斯讲清楚，谁拿了他说的那些财宝，因为元老院和平民一样,
亟欲知道详情。曼利乌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他说，他们本已知道的
事情，何必再去告诉他们。于是独裁官把他关进了牢房。

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出，无论对于自由的城邦还是其他任何生活方式， 
谣言是多么可恶，凡是能达到压制它们之目的的制度，皆不可忽略。消
除这种谣言的上策，就是广开指控的言路，因为指控权对共和国的益处
之多，一如谣言对它的祸害之大。当事人双方有一差别，谣言既不需要
证人，也不必由任何特定的人群辨其真伪，人人皆可相互造谣中伤。然
而并非人人都会受到指控，因指控需要确凿的证据和条件，以表明指控
属实。控罪于人，要向长官、人民或议事会提出，散布谣言却是发生于
集市和私宅。指控运用得愈少，城邦愈是缺少接受指控的制度，则谣言
愈盛。故共和国的缔造者所建立的制度，当使每个公民都能提出指控，
没有丝毫的惶怵和顾虑。建立这一制度并严格遵守，他应当严惩造谣者。
他们受罚也不能有所抱怨，因为他们可以在公开场合聆听对他们的指控，
而他们传播谣言却是在私宅中进行。在这种制度不完善的地方，乱局亦
将如影随形：因为谣言只会激怒公民，却不会使他们受到惩罚；发怒的
人会变本加厉，对于伤害他们的流言蜚语，只有仇恨，并无惧怕。

如前所言，在罗马，这种制度十分完善；而在我们的佛罗伦萨城， 
它历来极为糟糕；在罗马，这种制度增益良多’在佛罗伦萨，这种制度
的缺失为祸甚烈。只要读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就会看到，无论何时，那
些在城市事务中被委以重任的公民，受到的皆议何其之多。他们说，有
人拿公款中饱私囊：有人因腐化堕落而输掉战役；有人野心勃勃而使流
弊丛生。结果是各方都怒火冲天。于是他们陷入四分五裂，从四分五裂
变为宗派林立，因宗派林立而终至覆亡。倘若佛罗伦萨有指控公民和惩
治造谣者的制度，昔日不计其数的丑闻，本不会发生。那些公民，不论
他们被判刑还是被无罪开释，都不会危及城市，况且与造谣相比，指控
的数量要少得多，因为如上所说，指控某人，并不像散布他的谣言那样
容易。姑不论其他，一个人仅仅依靠这些谣言，就可成就自己的大业。
他在对抗与自己的偏好相反的公民强人时，这些谣言对他大有益处。他
站在人民一边，把他们对这些公民强人的成见，称为言之有据，即可使
人民成为自己的朋友。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我只讲一例足矣。佛罗伦萨
的军队在司法官梅塞尔.乔万尼.圭齐阿尔迪尼的统领下，布阵于卢卡的
战场。他糟糕的指挥，或是时运不济，都使他不可能攻陷该城。然而无
论实情如何，梅塞尔•乔万尼却受到指责，因为据说他收了卢卡人的贿
赂。为了还自己清白，他要求把自己交给首处置。他的敌人从这谣
言中受益，而梅塞尔 乔万尼却几乎身陷绝境寸他绝难洗清自己，因为在
这个共和国里，不存在让他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梅塞尔•乔万尼的朋友,
即大人物中的多数，以及想在佛罗伦萨革故鼎新的人，为此怒不可遏。
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此事越闹越大，共和国随即覆灭。

应当如何估量宗教的重要性，意大利是如何因为罗马教会的宗教缺少信仰而颓败的

很多人认为，意大利各城邦的福祉源于罗马教会，所以我要讨论一
下我认为与此相反的某些缘由。我要提出两条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依我
之见，它们无懈可击。一是由于那个教廷的恶劣行径，这个地区的虔敬
信仰已丧失殆尽，故而弊端与骚乱丛生。敬拜神明的地方，人们事事都
往好处想，同理，失去虔敬的地方，人们事事都往坏处想。所以，我们
这些受惠于教会和僧侣最多的意大利人，变得既不敬神又邪恶；但我们
还蒙受着更大的一份恩典，此乃我们覆亡的第二个原因。这便是教会无
论过去还是现在，总让这个地域保持四分五裂的状态。确实，一个地方
若不能如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由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君主来统辖，它的统
—或幸福便无从谈起。意大利没有这样的境遇，缺少一个共和国或君主
来统治它，教会是惟一的原因。它栖身于一个世俗帝国，并且控制着这
个帝国，它的势力和德行却不足以降服意大利的专制统治，使自己成为
它的君主。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在面对意大利出现
的强人时，没有能力因担心失去对俗世利益的支配权而招纳强权自卫。
征诸既往，此类经验可谓历历在目：它曾借查理曼大帝之手赶走了隆格
巴德，后者当时已经几乎是整个意大利的君主；在现时代，它先是依靠
法国的援助消除了威尼斯人的势力，后又借助瑞士赶跑了法国人。可
见 ，教会的势力虽不足以征服意大利，却不允许别人来征服它。意大利
无法臣服于一个首脑，苦于诸侯林立，造成严重的分裂与积弱，受到无
论蛮族还是什么势力的欺凌，此其故也。我们的另一些意大利人，过去
就把这归罪于教会而不是别人。凡是想从经验中了解真相的人，需要一
种能力，把罗马教廷连同它在意大利的权力一起，送到瑞士的城市，惟
有那儿的人民仍在宗教和军事方面恪守先祖之道。他会看到，用不了多
久 ，这个教廷的恶习就会超过任何时候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事变，让那
个地方陷入更大的混乱。

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假如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

从古史的记载中读到的无数例子皆可证明，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
民，若是只因某种机遇而获得自由，譬如罗马人在放逐了塔尔昆后获得
的自由，他们是很难长久维持自由的。这种困难自有其缘由：这些人与
野兽无异，他们虽然生性残暴而凶猛，却一直被圈养于牢笼之中受奴役。
若是把他们放归荒野，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既不习惯于自食其力，也
不知何处能够安然栖身，打算重新给他们套上枷锁的人一出现，他们就
会成为他的阶下囚。

此事也会发生在这样的人中间：他们习惯于受别人的统治，不知如 
何筹划共同防御或进攻，他们既不知有君主，也不知自我治理。他们很
快便会重新钻入缓辗，它往往比刚从脖颈上卸下的更加沉重。处境一旦
恶化，他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这种困境。正如下面就要讨论的，腐化之
风无处不在的人民，不可能生活在自由之中，哪怕是片刻的自由。因此,
我们所要思考的，是腐败的风气尚未盛行、良好的习俗仍然压倒腐败风
气的人民中。

除了以上所言，还有另一个困难，即变成自由的国家，使朋党成为 
它的仇敌，而不会使朋党成为它的朋友。结党与它为敌的人，都是在专
制者的国家中得势的朋党，靠君主的财富养活。剥夺让他们得势的权力，
他们便没了生计。为了重新获得权势，他们每个人只好重新祈灵于专制。
如我所言，自由的国家是无法让朋党成为朋友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提供
荣耀与奖赏，自有某些可靠而确凿的理由，除此以外，它不会奖赏或尊
重任何人。一个人若是认为，他享有荣誉和有益的物品是因为他的功德，
那么他是不会承认应对奖赏者感恩戴德的。此外，从自由的生活方式中
产生的共同利益，当人们拥有它时，对它习焉不察：他们能够自由地享
受自己的物品，不必有任何猜疑，不必为妻儿的名誉担心，也不必为自
己担惊受怕。谁也不会承认，他对没有冒犯自己的人应当感恩戴德。

从以上所言可知，一个甫获自由的国家，只有结为朋党的敌人，没
有结为朋党的朋友。若想消除这些弊端和上述困难带来的种种混乱，
强大、最有实效、最可靠而必要的手段，便是杀死布鲁图斯的儿子。正
如史册所示，他们和另一些年轻的罗马人串通一气，同祖国作对，仅仅
是因为他们在执政官的统治下，无法像在国王统治下那样捞取额外的好
处 ，所以在他们眼里，人民的自由无异于奴役。⑴统御众民者，无论施以
自由之道还是君王之道，若不能对抗同新秩序作对的人以自保，便会使
运短蹙。为保全国家而不得不采用非常之道的君主，窃以为他委实不
幸。因为树敌少者，既能轻松自保，亦不会时时蒙羞，而以众人为敌者，
则断难保全自身；他越是残酷无情，他的统治就会变得越脆弱。所以说，
他的上上策，乃是让人民友好地对待他。

虽然这一番话与主题不合，因为它一会儿说君主，一会儿又说共和
国，为了不必再回到这个话题，我打算作一个简短的说明。君主，譬如
那些已经成为其祖国的专制者的君主，如想把与他为敌的人民争取过来，
那么我要告诉他的是，他首先应当明察人民有何欲望。他会发现，他们
总是有两种欲望，一是对带给他们奴役的人施以报复，二是恢复他们的
自由。第一种欲望君主可彻底予以满足，第二种欲望只能部分地满足。
关于第一种欲望，有个十分恰当的例子。当赫拉克利亚的专制者科里尔
库斯被流放后，赫拉克利亚的平民和贵族之间恰好发生了一场纷争，贵
族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便转而支持科里尔库斯。他们与他暗通款曲，并
把他带回赫拉克利亚以对付平民，他们剥夺了平民的自由。⑵他发现，一
方是傲慢的贵族，他根本无法让他们满足或改邪归正；另一方是怒气冲
冲的人民，他们无法容忍失去自由，他被夹在他们中间。科里尔库斯断
然决定，不去理会那些大人物的愠怒，把平民争取到自己一边。他抓住
一次有利的机会，把贵族通通碎尸万段，使人民大喜过望。他以这种方
式满足了人民的一个愿望—— 即复仇的愿望。但是，对于人民的另一个
愿望，即恢复自由的愿望，君主既然无法满足，他就应当察明人民向往
自由的原因。他会发现，只有少数人是为了支配权而有自由的欲望，其
他众多的人要求自由，只是为了活得安稳。因为在任何共和国里，无论
它采取什么制度，能跻身于支配者行列的公民，充其量也就是四五十人
而已。这些人的数量有限，对付他们以求自保并非难事，可以清除他们，
也可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地位分享许多虚名，他们大多数人定会心满意
足。至于那些只想平安度日的人，只要运用自己的权力，建立起确保普
遍安全的秩序与法律，即可让他们满意。只要君主做到了这些，并且人
民看到他没有因偶发的事变而践踏法律，他很快便可以生活在安宁和满
足之中。法兰西王国可作为一例，它享有升平之世，完全是因为国王受
到无数法律条款的约束，这些法律维系着它的全体人民的安宁。建立这
个国家的人，希望君主能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军队和钱财，但是在所有其
他事务上，除非有法律的规定，他们一概不能处置。所以说，最初立国
时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君主或共和国，必须像罗马人那样抓住第一次机
会。凡是错失良机的人，以后都会因未做应做之事而追悔莫及。

腐败的人民在获得自由后,也极难维护这种自由

我的判断是，必须在罗马消灭国王，不然它会很快一蹶不振，变得 
毫无价值。想想看吧，那些国王是多么腐败，假如再有两三个继位者步
其后尘，他们的腐败开始传播给众人，而民众一旦变得腐败，便再无革
故鼎新的可能。但是当他们失去头领时，他们的躯干依然坚实，所以不
难把他们引向自由而秩序井然的生活。可以确定无疑地推断，受君主统
治的腐败城邦，绝难变成自由的城邦，哪怕把君主及其血亲斩尽杀绝也
是枉然。相反，只会是一个君主除掉另一个君主，因为若不另立新主，
这种城邦绝不会太平3 除非某个有德行的贤明之士使它保持自由，然而
这样的自由只能与他的寿命共存亡。叙拉古的狄翁和提莫勒翁便属于这
种情况，当他们在世时，他们的德行在不同的时代使城邦保持了自由，
他们一死，专制统治便又卷土重来。不过，最好的例子仍然非罗马莫属。
塔尔昆一家被放逐后，罗马立刻便能获得并维护它的自由，但是在恺撒
死后，在卡里古拉死后，在尼禄死后，在恺撤被满门抄斩后，它非但不
能维护它的自由，甚至不能开创一个自由的起点。在同一个城市里，结
果竞然如此不同，惟一的原因便是，在塔尔昆时代，罗马人尚未腐败，
而在后来这些时代，它已腐败不堪。彼时要想坚定地维护自由，避免王
权当道，只要让它发誓在罗马绝不允许一人掌权就够了，而在其他时代，
即使有布鲁图斯的权威与严厉，再加上整个东方军团，也不足以使他
坚定志向，维护他—— 第一位布鲁图斯一样—— 为他们恢复的自由。
这是因为马略派对人民的腐蚀$因为他们的首领恺撒使民众懵懂无知,
居然看不到他们正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缴辗。

虽然这个罗马的事例优于任何其他事例，我还是想谈谈我们这个时
代所知道的另一些民族。我敢说，无论什么事变，无论它多么严酷和暴
烈 ，都无法让米兰或那不勒斯恢复自由，因为它们的市民已经腐败。从
菲利波•维斯康蒂死后的情况便可理解这一点，米兰虽然希望恢复自由，
它却既无能力也不知道如何维护自由。罗马的国王很快腐化堕落，实
在是罗马的大幸，因为在他们的腐败尚未毒化城邦的内脏之前，他们便
被清除。无以计数的扰攘非但没有蠹毒共和国，反而对它有所裨益，原
因即在于它没有腐败人们有着良好的目标。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腐败，则骚乱与耻辱无伤大雅，只要有腐败,
则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除非一个权力超常的人确保它们得到服从,
使事物变得良善。我不知这种事是否发生过，或者是否能够发生。正如
我刚才说过的，假如因腐败而衰落的城邦能够东山再起，那也是因为当
时正好有个德行好的人在世，而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
此人一死，它便会重蹈覆辙。底比斯即属于这种情况，它因为埃帕米农
达斯的德行而能够维持共和国的形式及其帝国，但是随着他的死亡，底
比斯又回到了最初的混乱状态。其原因在于，一个人没有足够长的寿
命 ，使他能够让一个长期习惯于恶劣风俗的城邦改邪归正。即便有个寿
命很长的人，或两个有德行的人相继掌权，也无法为它提供保障，如上
所言，他们一死，它便会归于衰败，除非他敢于为它的新生铤而走险，
不惜血流成河。因为这种腐败，这种对自由生活的蔑视，是源于该城邦
的不平等如果有人打算使它平等，他就必须采取极不寻常的手段，而
知道如何运用或愿意采用这种手段的人寥寥无几，后面我还会更详细地
谈到它。

在腐败的城邦里，假如有一个自由的国家，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它?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以何种方式来建立它？

罗马人民只把执政官的职位和另
一些官职授予提出要求的人。这种体制最初不错，是因为只有那些自我
判断能够胜任愉快的公民，才会要求这种官职，遭到拒绝无异于自取其
辱。为了得到称职的评价，人人都会尽心竭力。后来，这种办法在那个
腐败的城邦里变得极为恶劣，因为求官者不再是更有德行的人，而是更
有权势的人；势单力薄的人，即便有德行，也因为惧怕而退出了谋官的
行列。他们并非在一夜之间，而是经过日积月累，才形成了这种弊端，
这就像其他一切弊端的发生一样；因为罗马人在征服了阿非利加和亚细
亚以后，在使几乎整个希腊俯首称臣之后，他们的自由变得十分安全，
他们再也看不到还有他们应予警惕的敌人。这种太平景象和敌人的软弱，
使罗马人在任命执政官时，不再考虑德行，转而看重偏好。他们授予高
位的，是那些知道如何讨人欢心的人，而不是那些通晓如何克敌制胜的
人。后来，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不再把这一官职授予有偏好的人，而是
授予有权势的人，这种体制的缺陷，遂使残存的美德也丧失殆尽。护民
官或任何公民都能向人民提出制定法律的动议，在作出决定之前，每个
公民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能对它发表意见。公民良善，此种制度亦可
称良善，因为能够提出动议的每个人都是出于良好的公心，而且人人都
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听取各方的意见后，人民可以择善而从。然而，
如果公民已经堕落，此种制度也会随之恶化，因为只有权贵能提出建议，
他们不是为了共同的自由，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出于对他们的畏惧，
谁也不会提出同他们相左的意见。如此一来，人民要么受人愚弄，要么
被迫作出自取灭亡的决定。

如果罗马打算在腐败中维护自身的自由，它就必须创制新的制度，
一如它在其生命旅程中制定新的法律。人们应当创制不同的制度和生活
模式，这要依对象的优劣而定。对于截然相反的事务，不能待之以完全
相同的模式。若是发现制度不再优良，就必须快刀斩乱麻，全盘予以更
新;若是尚未得到大家的认可，则应循序渐进地改良，但是依我之见，
这两件事几乎不可能做到。如果打算循序渐进地予以更新，这需要一个
精明的人，当弊端出现时，他能明察秋毫。城邦见不到这种人出现并不
足怪'就算他能出现，他也无法让别人相信他自己理解的事情。因为习
惯于某种生活样式的人，是向来不愿改弦更张的，只要他们未看到昭然
若揭的罪恶，而要以推测使他们领悟，他们就更不肯有所更易了。至于
制度之不善已人尽皆知、可予以全盘更新的情况，我以为，弊端固然易
明，匡正又谈何容易。既然正常手段已非良善，故而正常手段已不足以
竟其功，人必借反常手段，髻如暴力与军队，才能在城里人人各行其是
之前，按自己的方式加以整饬。因为匡正城邦的政治生活，要以一个好
人为前提：借暴力手段寡夺共和国的王位，却要以一个恶人为要件。然
而鲜有好人愿意运用卑鄙的手段登上王位，即使他有着良好的目的；也
鲜有恶人在登上王位后打算行善，即使他有过运用自己以卑鄙手段篡夺
的权力去行善的念头。

在腐败的城邦维护共和国或予以更新极为困难或不可能，其缘由一
如上述。假如确实要在这种地方创建或维持共和国，那就必须把它推向
奉行王道的国家，而不是奉行民治的国家。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因其骄
横而难以用法律驯化的人，可以用近乎王权的方式加以降服。打算以其
他方式让他们改邪归正的做法，要么变成一项极残暴的事业，要么根本
行不通，前述克莱奥梅尼的作为即可作为一例。他为了大权独揽而杀
死长老会成员，罗慕路斯出于同样的原因，杀死他的兄弟和萨宾人提图
塔提乌斯，然后把他们的权力善加运用。

不可孤注一掷却不拼尽全力;因而固守关隘往往有害

在危难之际，不尽全力而又孤注一掷，这种做法绝难称为明智。它
有许多表现方式。一是像图铸斯和梅蒂乌斯那样，把他们的祖国和他们
率领的大车的荣辱，通通交给他们的三个公民的德行和运气，而这三人
在他们各自的势力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祖
先艰苦卓绝创立了共和国，使其公民成为自由的捍卫者，得以长久享受
自由的生活，将因这种政策而付之东流，盖寥寥数人之力，足可丧国。
君主即使再昏戚，也莫过于此了。

还有一类人，也总会干下这样的蠢行。每遇敌人来犯，他们便想把
持天险，固守关隘。这种伎俩素来有害无益，除非你能一直屯兵于险要
之地。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妨采取这种策略。然而，倘若此地
荒无人烟，无法长久屯集大军，它便是一种有害的策略。因此依我之见，
群山乱岗环绕之中的国家，如遇强敌来袭，切不可决战于隘口和山峦，
而应选择在山外与之交战。如果无心交战，也应在群山中的富庶之地等
候 ，而不可栽于乱岗之中。其缘由一如上述：率大军固守山地殊难办到，
这或是因为此地无法让他们长久生存，或是因为山中的地形仄蹙，屯兵
有限，无法抵挡集中大军强攻的敌人。敌人不难调动大军，因为他们意
在突破而非驻守。坐等敌军来犯的人，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必须
长期屯兵于此，也不知敌人打算何时通过这片狭小贫瘠之地。因此，你
事先打算固守的军民皆予信赖的关隘，它一旦失守，恐怖便会在人民和
你的另一些军队中蔓延，你将变成一个失败者，再也无缘检验他们的品
德。你将把自己的机遇和实力输得净光。

头脑精明、饱读史书者都会发现，凡是品德过人的将领，很少愿意
扼守险关，这既有以上所说的原因，也因为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封死，山
地和旷野一样，除了人们惯常涉足的道路，还有许多别的通道，虽然不
为外人所知，农民却对它们了如指掌。靠他们的协助，不管你的对手有
何如意算盘，你总能到达任何地方。不妨举一个发生在1515年的新鲜事
例。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为收复伦巴底而进犯意大利时，与他对抗的人，
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事情上：瑞士人能够拒他于山口之外。但是正'
如后来的经验所示，这种希望彻底落空了。国王绕开了他们把守的两三
个关口，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道路开进意大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
向他们，让他们大惊失色，纷纷逃往米兰；伦巴底人对于法国人能被阻
挡于山外的说法，也大失所望，悉数倒向法国军队一边。

健全的共和国制度赏罚分明,绝不会用它们相互抵消

贺拉提乌斯以自己的德行战胜了库拉阿提乌斯，所以他的功劳十分
了得。然而他也罪不容追，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妹妹。这个杀人犯令罗
马人大为不快，他们把他押上法庭，要判他死罪，根本不考虑他刚刚立
下的汗马功劳。在浅薄的观察者看来，这可以视为民众忘恩负义的一例。
然而，若是细加观察，更审慎地加以探究，就会谴责那些不打算惩罚他,
反而要赦免他的人民。其中的道理是' 举凡治理良好的共和国，从不允
许公民将功抵过$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一人立下功劳，则犒赏之'日
后犯下过失，则严惩之，全然不会顾及他的功劳。只要恪守这种制度，
城邦将长期生活在自由之中，不然它便会迅速走向衰败。如果公民为城
邦立下大功，为此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名望，假如他不再担心受罚，便会
有恃无恐地作恶。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得骄矜无度，文明的生活也将
随之瓦解。

若想以惩罚遏制为非作歹，就应遵守有功必赏的原则，就像在罗马
看到的那样。共和国cn财力不济，所赏无多，但它也切不可放弃这无多的奖赏。
因为给予人们的小小的馈赠，只要是对无论多大的功劳的酬谢,
收受者也会视为巨大的荣誉，对它格外看重。

更加忘恩负义的人是谁,是人民还是君主？

对于上述问题，依我之见，应当讨论一下什么人更堪称忘恩负义的
楷模 ，是人民？还是君主？为辩明此事，我要说，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
要么源于贪婪，要么来自猜疑。人民或君主派遣一位将领进行重大的
远征，如果他大获全胜，他将赢得极大的荣誉，人民或君主就要奖赏他。
假如他们受到吝啬的驱使，因为贪婪而不想给他奖赏，反而羞辱或伤害
他 ，他们便犯下了不可饶恕、遗臭万年的错误。然而我们却发现，许多
君主都犯下过这种蠢行。科涅利乌斯•塔西佗曾以下面的句子道出其中的
原委： “人们宁肯为伤害而支付补偿，也不愿因受益而给予报答，因为感
乃是负担，报复则为收益也广如果他们不给他奖赏，或更恰当地说,
对他进行迫害，是出于猜忌而非贪婪，那么他们—— 即人民和君主
尚可得到谅解。人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忘 负义的举动，其原因如下:
将领为自己的君主征服了一个帝 , 他战胜了敌入，为自己赢得了威望,
他的士兵也衣锦还乡，无论士兵、敌人还是君主的臣民，都对他百般敬
重 。派遣他的君主看到这种胜利，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君主为求自保,
只好思忖如何防范他：把他干掉亍或是消除他在军队或人民中为自己赢
得的名望，他要想方设法证明，那胜利并不是因为此人的德行，而是因
为他运气好，或是因为敌人的懦弱，或是因为与他一起征战的另一些首
领的精明。

韦斯巴罗在朱狄亚被他的军队拥戴为皇帝，此时安东尼•普瑞穆斯正2
在伊利里亚统率着另一支大军，他履行自己的职责，开赴意大利，与当
时统治着罗马的维特利乌斯作战。他把维特利乌斯的两支军队打得一败
涂地，并且占领了罗马。韦斯巴罗派去的穆西亚努斯看到，安东尼的德
行使他所向披靡，克服了一切困难。然而，安东尼为此得到的奖赏却是，
穆西尼努斯立刻剥夺了军队对他的服从，使他在罗马逐渐失去任何权威。
于是安东尼去同当时仍在亚洲的韦斯巴爹会面，他在那儿得到的款待是，
没过多久，他便军衔全无，在近乎绝望中去世。这样的例子，史书中比
比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在世的人都知道，在军中服役的冈萨尔
沃•费兰特为了阿拉贡国王菲迪南，历经千辛万苦，同驻扎在那不勒斯王
国的法兰西人作战，并且征服了那个王国。他为自己的胜利而得到的奖
赏却是，菲迪南离开阿拉贡去了那不勒斯，先是剥夺了军队对他的服从，
然后又剥夺了他的城堡，最后让他同自己一起回到西班牙，没过多久，
他便在藉藉无名中死去。由此可见，君主的猜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他们无法克服这种性情。他们不可能感激那些因战功而威名显赫的人。

君主无法克服的事情，人民也难以克服，对此既不必大惊小怪，也 
不值得留名于史册。享有自由生活的城邦有两个目标，一是获取，二是
维护自己的自由，它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犯下过失，必定是因为它过分
地热衷于这些目标。在获取方面犯下的错误，我会适时谈到它们。至于
在维护其自由方面的错误，可以列举如下：应予奖赏的公民，反而受到
迫害：应予信任的公民，反而受到猜疑。这些做法是陷入腐败的共和国的
重大罪恶的成因，它们往往不久便滑向专制---- 凯撒治下的罗马便是如
此，他为了得到因为忘恩负义而无法得到的东西，便滥用武力。然而在一
个尚未腐败的共和国里，它们却有极大的益处，能使它享有自由的生活，
因为对惩罚的惧怕，使人们更长久地保持美德，收敛自己的野心。其实，
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在曾经拥有帝国的人民中间，罗马人算不上是最
忘恩负义的。因为在谈到它的忘恩负义时，除了西庇阿以外，再没有其
他的例子，科里奥拉努斯和卡米卢斯E 被放逐，是因为他们对平民的
伤害。前者得不到谅解，是因为他始终敌视人民，后者则不仅被人怀念，
且终其一生享有君主般的爱戴。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是源于公民对他的
猜忌，对其他人则不存在这种猜忌。因为西庇阿征服了强大的敌人，因
为他在漫长而危险的征战中获胜而给自己带来的威望，他的朝气蓬勃、
精明强干和另一些令人难忘的品德，为他赢得的爱戴。这些功绩如此出
类拔萃，除了罗马的官员，没有人担心他的权威，而这种与罗马的习惯
不相符合的事情，令明智的人不快。他的生命行程是如此不同寻常，德
高望重的圣贤加图•普里斯库斯便最先起来反对他。他说，如果城邦有一
个受到官员惧怕的公民，它便不配称为自由的城邦。如果罗马人民在这
件事上听从了加图的意见，那就应当原谅他们，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对
于因猜忌而忘恩负义的人民和君主，应当给予原谅。在结束这一讨论时,
我要说，忘恩负义所造成的罪恶，是源于悭吝或猜忌，而人民从来不因
悭吝而忘恩负义，也甚少像君主那样，因猜忌而忘恩负义，他们没有多
少猜忌的理由。

共和国的君主应当以什么方式避免忘恩负义的祸害，将领或公民应当以何种方式避免被其摧毁？

君主为了避开生活于猜忌之中或忘恩负义的必然性，应当像最初的 
罗马皇帝或我们今天的土耳其人那样，像过去和现在有德行的人所做的
那样，亲自进行远征。如果他们获胜了，荣耀和战利品全归他们个人。
如果他们不亲征，荣耀便归别人所有；除非他们抹杀自己不知如何获取
的他人的荣耀，不然他们不能享有收获。他们变得忘恩负义，不讲公正，
他们的所失无疑多于所得。如果他们因为懈怠或是有失精明，在家里游
手好闲，派将领出征，那么他们只能好自为之，我对他们也无可奉告。
我对那位将领却有话可说，依我之见，既然他无法避开忘恩负义的利齿，
他可以采取两种策略之一：获胜后立刻离开军队，把自己交到君主手里，
切忌做出傲慢无礼或野心勃勃的举动，这样君主便失去了猜忌的理由，
可以奖赏他，或者至少不去迫害他。他若是觉得这样做不当，也可以大
胆地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切手段，确保自己的所得属于他而不是他的
君主，确保士兵和臣民听从他的调遣。他可以与邻邦交好，用自己的人
夺取要塞，用自己的军队腐蚀他的君主，保护自己不被他无法腐蚀的人
所伤害；他可以用这些手段去惩罚主子对他的忘恩负义。除此之外，再
无其他出路，但是如前所言，人们不知如何做到大恶大善，他们总是不
愿在胜利后立刻离开军队，他们也无法做到谨言慎行，他们不知道如何
运用荣誉藏身其中的残暴手段，他们被自己的拖延和迟疑压得粉身碎骨。

对于希望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共和国，则不宜给它献上这种君主的策略，
亦即不派遣别人，而是亲自出征，因为它只能派出自己的公民。 
对此，我认为适当的建议是，它应遵行罗马共和国的方式，
如此方可做到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忘恩负义。此乃罗马的统治方式使然。
既然整个城邦，无论贵族平民，悉数参与征战，各个年龄的人中间涌现出众多俊贤，
其荣耀来自于不同的胜利，人民便没有理由害怕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 
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且相互扶持。他们保持着正直，不愿流露丝毫心怀野心的痕迹，
人民也就没有理由因其野心而迫害他们，当一个人变成独裁官时，
他获得更大的荣耀，是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野心。这种方式既不会产生猜忌，
忘恩负义也就无缘产生。故而可以说，不想为忘恩负义制造理由的共和国，
应像罗马那样治理自己，希望避免受其伤害的公民，也应恪守罗马公民所遵守的限度。

罗马将领从未因过失而受到过分的惩罚；共和国因他们的愚昧或决策失当而受到伤害时,他们也从未受到惩罚

如上所述，罗马人不像其他共和国那样忘恩负义，与其他地方相比， 
他们对军队将领也更加仁慈，更慎于处罚。如果将领的错误出于恶意，
他们便以通情达理的方式处罚他；若是出于无知，他们非但不予惩罚，
反而奖赏和赞扬他。他们颇为看重这种行事方式，因为他们断定，对于
统率军队的人，自由和献身精神，不受外界干扰的决策，至关重要，所
以他们不想给危难之事再添危险；他们认为，倘若这般行事，无人能够
表现优异。例如，他们发兵希腊，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作战；发兵意大利，
攻打汉尼拔或过去被他们征服的人民，这些任务事关重大，率军远征的
将领要为此弹精竭虑。倘若除了这些忧虑以外，还有作战失利者被钉上
十字架或处死的先例，那么将领们在重重忧虑之中，岂能果断决策？他
们认为，失败的耻辱已是足够的惩罚，他们不想再用更大的处罚去恐吓
他们。

如果国家内部产生弊端，或在外部遇到逆境，更为稳妥的办法是妥协而非对抗

罗马共和国的邻邦起初并未想到，这个新的共和国将给它们带来多
大伤害。随着它逐渐威名大振，国力强盛，终而成为一个帝国，它们才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弥补当初犯下的过失，有多达40个部族串通起
来跟罗马作对，尽管为时已晚。为此，除了罗马人为自己制定的那些危
急关头的一般救济措施外，罗马人又创设独裁官一职—— 即把权力授予
一人，他不必与人磋商，即可作出决定；不必请示他人，即可实施自己
的决定。这种办法不仅在当时颇有成效，使他们克服了迫在眉睫的危
险，而且对克服共和国创建帝国时遇到的一切险阻，也总是极为有用。

关于这件事，首先应予讨论的是，当共和国由于内部原因而生出弊
端 ，或出于外部原因而面对逆境，其严重程度让人惶怵不安时，更为稳
妥的策略，是与之妥协，而非予以消灭。因为欲平息它的人，总是会让
它更为强盛，使预计将产生的危害有增无减。共和国所以会出现这类变
故 ，经常是内因胜过外因。因为允许一个公民掌握的权力，往往超出合
理的限度；或者，他会逐渐败坏作为自由生活之命脉的法律；人们也会
任由这种错误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较之放任不管，试图克服它的政
策将更加有害。如果在那些素来喜欢新事物的人眼里，这些弊端的出现
合乎自然，那就更难以辨别它们；看上去有些优点的事情，或是年轻人
搞的名堂，皆能博得人们的喜爱。假如共和国出了一位品德出众的青年
才俊，公民的眼光便会一起投向他，毫不吝惜地赞美他。借助于自然的
宠爱和这种事情的合力，假如他心存一丝野心，将立刻把自己置于这样
—种地位，公民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没有避免这种地位的补救
之道了。他们费尽心机，也只能提升他的权力。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不过我只想举一个我们城市的例子。科西莫•
德•梅迪奇是梅迪奇家族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丰功伟业的开创者。借他的精
明和另一些公民的愚昧之赐，他渐渐获得了让这个国家惊恐不安的名望。
有些公民断定，冒犯他固然危险，对他放任不管则更加危险。当时有个
叫尼科洛•达•乌扎诺的人，人们都认为他精通政务。他犯下的头号错误，
便是没有认识到科西莫的威望可能导致的危险。不过他生前并没有亲自
犯下第二个错误，即把科西莫干掉—— 因为他断定，这样做将导致他们
的国家彻底毁灭，就像他去世后人们看到的情况一样。在他死后，公民
没听有从他的劝告，他们武装起来与科西莫作对，把他赶出了佛罗伦萨。
他的党羽对这种迫害愤愤不平，不久便把他召回，立他为共和国的君主。
若是没有公然的对抗，他根本爬不上那个位置。

恺撒统治下的罗马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庞培等人虽然赞赏他的德
行 ，然而这种赞赏很快便成了畏惧。这有西塞罗的话为证：庞培对恺撒
的担心为时已晚。他们因惧怕而设法补救，而补救则加速了共和国的
覆灭。

当这些罪恶出现时，不易辨别它们之所以不易，乃因事物之端倪
往往障人耳目。所以我要说，既如此，更明智的办法就是对它们做出让
步 ，让它们自行消亡，或至少把罪恶的出现长期拖延下去。君主如欲革
除弊端，或是同它的势力作对，务必睁大双眼，切不可使其不减反增；
在抓住缰绳时，要确保让那畜生动弹不得，确保灌水是为了淹死杂草。
对于弊端的力量，一定要有充分的考虑，如果你认为自己足以对付它,
那就毫不迟疑地下手。否则就别去管它，别对它有任何图谋。因为正如
前面所言，就像罗马的邻国的遭遇那样，既然罗马已经变得如此强大,
更为稳妥的办法是安抚它，待之以睦邻政策，而不是让它在征伐的方式
上求变求新。他们的纵横掉阖毫无用处，只能使罗马人更加万众一心,
更加朝气蓬勃，想出新的招数，在更短的时间内扩张自己的实力。这些
新招数之一，便是独裁官一职的创设，他们不但用这种制度克服了危机,
并且也避免了无此建制就会产生的无数罪恶。

独裁官的权力对罗马共和国有益无害；公民不以自由投票授予别人权力，而是为自己攫取权力，则对公民生活极为有害

使罗马受到奴役的，并非独裁官
的名号或地位，而是公民因渴望发号施令而攫取的权力。即使罗马没有
独裁官的称号，他们也会搞出另一种名堂。因为以实力获取称号轻而易
举 ，以称号却不能轻易获取实力。人们看到，如果指定独裁官是依据公
众的命令，而不是他本人的权力，他便总能造福于城市。对共和国有害
的，是那些以反常手段设立的官员和授予的权力，而不是以正常方式当
权的人。所以人们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的独裁官对共和国有
益无害。

这有显而易见的原因。首先，一个公民若想有能力侵害他人，为自
己攫取超常的权力，他必须具备在一个健0 康的共和国里他不可能具备的
许多品质。他必须家财万贯，党羽喽罗如云，而在遵守法纪的地方，他不
可能拥有这些东西。就算他有，像他这种人也令人畏惧，自由的选票轮不
到他来享有。此外，独裁官只是临时之职，并非常设，仅仅是为了消除
使他得到任命的事由而采用的手段。他的权力得到扩张，使他能够为克
服危机而独自作出决断，行事不必与人磋商，惩罚也不必请示他人。但
是他不能做损害国家的事，例如剥夺元老院或人民的权力，对城市的制
度废旧立新。他的独裁为时短暂，权力有限，加之罗马人民并未腐败，
所以他不可能胡作非为伤害城市。从经验中可知，他总是有益于城市。

地位尊贵的公民，不可蔑视人微言轻的公民

罗马人虽然热衷
于荣誉，但是他们对于服从一个过去听命于他们的人，或是服役于一支
曾受他们主宰的军队，并不视为可耻。这种习俗与我们这个时代公民的
意见与风尚适成对照。在威尼斯仍有一种陋习，位高者耻于接受较低的
官职，该城也允许他回避。这种做法固然可以彰显私人的尊贵，对公共
事务却毫无益处。共和国应当抱有更大的意愿，更加信任那些屈尊到下
层人中间行使治权的人，而不是那些爬到上等人中间行使治权的人。没
有理由信任后者，除非他身边有一群处事严谨、德行过人之士，能够以
其谋略和权威弥补他的稚嫩。倘若罗马有威尼斯和另一些现代共和国或
王国那样的习俗，一度担任执政官的人，再也不想以非执政官身份与军
队为伍，则有碍自由生活的事情必定层出不穷，这既因为新手将会犯下
错误，也因为他们不再惧怕身边的人看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更加放纵自
己的野心。他们会变得更加放肆，这将对公共事务贻害无穷。

不经适当的过渡，由谦卑突然变为傲慢，由仁慈突然变为残忍，既不明智，也无成效

在阿皮乌斯为维护自己的专制而采取的拙劣手段中，从一种品质迅 
速转变为另一种品质的做法，也不可小觑。他很善于运用自己的狡诈去
欺骗平民，把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一员；在重新设立十人团时，他采用的
手法也颇为高超；他置贵族的意见于不顾，自封为十人团的一员，把厚
颜无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按自己的意愿提名同伙，干得也不错。然而
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下面UI 这些表现，委实太拙劣了：他突然改变了性情,
从平民之友一变而为平民之敌，从仁慈一变而为傲慢，从和蔼可亲一变
而为刚愎自用，其速度之快，使人们立刻识破了他内心的虚伪。人们先
是在一段时间里装成善人，后来为个人目的而要作恶，也应循序渐进,
择机而行。这样的话，当你的新面貌使你失去老友时，你还可以得到很
多新的支持者，使你的权力不至于因此而减少。不然一旦原形毕露，你
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只有死路一条了。

为个人荣誉而战的人，才是杰出而可靠的战士

从以上论述还可以明白，信心十足、为自身荣誉而战的军队，和仓 
促上阵、为别人的野心而战的军队，它们之间是多么不同。在执政官的
统治下，罗马的军队节节胜利，而在十人团的统治下，它们每战必败。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部分地看到雇佣兵无用的原因，除了给他们一点儿
犒赏，你没有法子让他们保持振作。这也不足以使他们变得可靠，成为
甘愿为你赴死的朋友。为别人征战的军队，对这人却毫无感情，也就不
可能成为他的同党，这种军队绝不会有任何德行，能够抵挡哪怕稍占优
势的敌人。除非是你的臣民，不可能产生这种爱憎，所以，假如有人想
保住国家，保住一个共和国或王国，就像那些大大获益于军队的人所做
的那样，他就必须为了自己而武装他的臣民。十人团统治时期的罗马军
队有着同样的品德，由于没有同样的感情，他们便不能取得往日的战绩。
而在废除十人团以后，他们又作为自由人服役，那种精神便立刻在他们
身上复活了，他们的战绩便和过去 样辉煌，

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先是谋求不受他人侵害，继而便要侵害他人

罗马人民恢复了自由，恢复了自己往昔的地位，他们制定的许多新 
法 律 ，肯定了他们的权力，甚至使罗马人民享有更高的地位。因此似乎
有理由认为，罗马将享有一段国泰民安的时光。可是证之以经验，情况
恰恰相反，那儿的骚乱无日无之。提图斯,李维对于个中缘由有过十分精
当的说明，故而我认为准确复述他的原话并无不妥。他 说 ，别人变得谦
恭之时，那儿的人民和贵族却总是变得傲慢。当平民安居于自己的地
盘 时 ，年轻的贵族便开始侵害他们，护民官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也受到
侵害。在贵族看来，他们的青年人过于残暴，然而他们却乐于看到，假
如逾越地盘的事情必定发生，那么逾越者也应是他们而不是平民°由此
可 见 ，维护自由的欲望使双方都想占上风，他们便相互欺压。此事的道
理在于，当人们自己不想担惊受怕时，他们便要让别人担惊受怕。他们
自己摆脱了侵害，便把它转嫁给别人，要么受害，要么害人，似乎成了
必然之理，从中可以看到共和国覆灭的模式，也可以看到人们的野心为
何节节攀升。由恺撒转述的萨卢斯特的句子，可谓千真万确： “良好的开
端 ，乃一切恶例之母气如上所言，怀有野心的共和国”? 公民，先是想做
到不但不受私人侵害，而且不受官员侵害。他们为此而广交朋友，他们
或是援之以金钱，或是辅之以实力，用诚实的外表获得了友情。这种德行
昭昭的外表，使人们易于上当受骗，因此他们便不再设防。这样一来，一
个不知阻碍为何物的人，便可获得一种为公民所惧怕、为官员所敬重的品
质。一旦达到这个层次，便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取得丰功伟绩了，这
时他所处的地位，使得攻击他成了危险的事情，其原因一如前述：如果
一个城市积弊已深，攻击它便是自讨苦吃。倘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那
就只能冒屋I着突然覆灭的危险去清除他，或是对他放任不管，从而陷入明
显的奴役，除非他的死亡或某种事变使你摆脱这种处境，这是因为.如
果出现了这种公民和官员都不敢冒犯他及其朋党的状况，他就能随心所
欲地审判和迫害他们。所以说，共和国必须在其制度中设计一种督察的
办法，使公民不能披着行善的外衣作恶，使他们的威望对自由有益无害。
关于这一点，我还会适时加以说明。

人易于被大道理所骗，却不会在具体事务上受蒙蔽

如前所述⑴，当罗马人民厌恶执政官的头衔时，平民希望让自己的 
人担任执政官或减少他们的权力，贵族则不想以这两种方式损害执政官
的权力，于是他们采取了中庸之道，同意设立四名名拥有执政官权力的护
民官，他们既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贵族。平民觉得，这样既可以废除
执政官一职，又能使自己跻身于最高的官职，便同意了这种办法这提供
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在设立这些护民官时，虽然可以全部推选平民担
任，但罗马人民所任命的却是清一色的贵族。提图斯•李维评论道： “这些
选举的结果表明，在为自由和荣誉而争斗时，他们本着一种精神，当他们
把争执放在一边，有着健全的判断力时，则又具有另一种精神。”探究
其中缘由，我认为这是因为人很容易被大道理所骗，却不易在具体事务
上出错。罗马的平民普遍认为，他们应当得到执政官的职位，因为他们
是城市的多数，他们在征战中承受更多的风险，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维护着罗马的自由，使它威震四方，在平民看来，他们的欲望合情合理,
所以他们可以用任何方式把这种权力搞到手.然而，他们要对自己人作
出具体判断，这使他们便看到了那些人的弱点。于是他们断定，看上去
他们完全应得的东西，其实他们中间无人能够胜任。他们为这些人而感
到惭愧，把它让给了那些能够胜任的人。对此感到诧异的李维，说出了
下面一席话： “这种谦和、公正、高尚的精神，当初遍布于人民之中，如
今你还能从哪个人身上看到？”

为了证实这一点，还可以再举一个著名的事例，它发生在汉尼拔在
坎尼大败罗马人之后的卡普阿。整个意大利因这次战败而群情激愤，
卡普阿却仍然因人民和元老院之间的仇恨而骚乱不已。帕库维乌斯•卡拉
努斯当时正好担任那儿的最高长官，他意识到骚乱正在给这座城市带
来危险，打算利用自己的职位让平民和贵族讲和。有此想法后，他把元
老们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讲述了平民对他们的仇恨，他们面临着被平民
杀死的危险，城市有可能落入汉尼拔之手，罗马的事业将遭受挫折。然
后他说，如果他们答应让他来处理这件事，他会使他们重新团结在一起，
不过他要把他们全都关到宫殿里，通过授权人民去惩罚他们，使他们获
救。元老们同意了他的想法，于是他把元老们关在宫殿里，召集人民开
会。他说，煞煞贵族的威风，为他们受到的迫害报仇的时机已到，因为
他已经把这些人全都关起来了。不过他相信，他们并不想让自己的城市
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他们想杀死过去的元老，他们必须另立新的元老。
于是他把全体元老的名字写好放入一只口袋，他要当着他们的面，把那
些名片一个一个取出来，只要他们找到了他的继位者，便把他杀死。当
他取一个人的名片时，叫骂声立刻响成一片，有说他专横跋扈的，也有
说他残暴的，还有人把他称为恶棍。但是当帕库维乌斯请求他们找个取
代他的人时，全场变得鸦雀无声。过了片刻，有个平民得到提名，有人
便对他吹口哨，有人嘲笑他，有人说他这不好，有人说他那不是。一个
接着一个，所有被提名的人，他们都认为不配得到元老院的尊位。帕库
维乌斯趁此机会对他们说： “既然大家认为这座城市没有元老院不成，又
不同意更换元老，我想你们还是彻底和解为好。元老们因此而受到的惊
吓 ，已使他们变得谦卑，你们到别处寻找的仁慈，也可以在他们身上找
到了。”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后，又出现了团结一致的局面，当他们不
得不面对具体问题时，他们的自欺便被戳穿了。此外，人们对事物和自
己的遭遇作出一般判断时容易出错，在了解到其中的细节后，他们便不
会自欺欺人了。

1494年后 ，佛罗伦萨市的君主被赶出了城市，却没有建立新的政 
府 ， 只有某种野心勃勃的承诺.公共事务日趋恶化。许多人眼见自己
的城市败落，却找不到其中的原因，便指责某些强人的野心，说他们想
把水搅浑，以便按自己的意图建立国家，剥夺人民的自由.有些人穿梭
于厅廊楼榭之间，说了许多公民的坏话。他们威胁说，假如这些人成了
执 政 [signors],他们就要戳穿其骗局，对他们严惩不贷。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像这一类人物，如果他们爬上最高长官的位置，从那个位置细细
端详事情的原委，他们就能识别混乱的起源、迫在眉睫的危险也能克服
它们的困难了。在认清了混乱之因是机遇而不是人之后，他们会突然换
一副脑筋，变成另一种人，因为对细节的了解，使他们走出了那个把问
题大而化之的自设的骗局。有些人先是听到他们以私人身份说过的话，
后又看到他们在最高官职上不急不躁的样子，便以为那不是因为他们对
事务长了见识，而是已被大人物收买腐化。很多时候，持这种想法的人
甚多，于是在他们中间便有了一句格言：人在庙堂是一副头脑，身居街
市则是另一副头脑。从以上论述可知，如果看到人民被大道理所骗，只
要像帕库维乌斯在卡普阿或元老院在罗马所做的那样，让他们回到具体
事务上来，很快即能让他们明辨是非。我也相信能够做出这样的断言：
在事关地位和荣誉的分配时，聪明人绝不会忽略民众的判断，因为在这
种事情上他们从不自欺，哪怕他们偶尔自欺，也不会比少数分配者欺骗
他们来得频繁。

人民时常被善良的假象所骗而自取灭亡，强烈的向往和宏愿能够导致这种结局

罗马人民夺取了韦伊人的城市后，萌生出一种想法；让半数罗马人 
迁居韦伊，这对罗马城有利。提出的理由是，该城的郊区十分富饶，遍
布房舍，又距罗马不远，半数罗马人既能变得富裕，由于位置毗邻，也
不至于影响公共行动。罗马的元老院和最精明的人则认为，这种事情非
但无益，而且有害，所以他们直言相告，宁肯丢掉性命，他们也不会同
意这种决策。这事引起了争执，平民对元老院怒气冲天，要不是元老院
让一些有威望的年长公民来保护自己，平民一定会对他们大动干戈。平
民慑于这些人的尊严，才没有再去计较元老院的顽固不化。此事有两
点值得留意，其一，人民往往因为受伪善的表象所欺而自取灭亡。假如
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把是非善恶讲清楚，共和国将遭受无穷无尽的灾
难。如果命运没有让人民信任一个人，就像过去人们因为被某人某事所
骗而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则灾祸势所难免。

谈到说服人民之难易，可作如下区分：你打算让人民相信的事情，
表面看上去是得还是失；你所采取的策略，在别人眼里，是出于勇敢还
是懦弱。摆在人民面前的事情，如果看上去像是收益，即使背后隐藏着
损失，所采取的政策，如果看上去大义凛然，即使共和国的覆灭潜藏于
其中，那也不难让民众相信它。同理，策略若有懦弱或损失的外表，尽
管背后潜藏着安全与收益，那也很难让人信服。

城市中的民众没有腐败，这样的城市易于管理；有平等的地方，难以建立君主国，没有平等的地方,难以建立共和国

腐败的城市有何令人担忧之处，以及对它能寄予怎样的希望，以上 
多有所论。不过，再来谈谈元老院的一个决定，我以为算不上离题。这
个决定同卡米卢斯发下的一个誓言有关，他要从得自于韦伊人的战利品
中，拿出一成奉献给阿波罗。战利品都已分到罗马平民手里，他们也无
法监督数量的清点。于是元老院下令，每个人把自己得到的战利品的一
.成交给共和国。这一决定并未落实，因为元老院后来又采取了另一种办
法 ，既能取悦阿波罗，也平息了平民的不满。然而从这个决定可以看
出，元老院是多么信任［平民的］美德，它断定没有人会违抗它的命令，
不交出准确的数量。另一方面，平民也丝毫不想抗命，在交出物品时暗
中留一手，他们以公开表达愤怒的方式，避免了这件事的发生。这个事
例 ，以及前面提到的许多事例，证明了人民的美德和虔诚，证明了能对
它寄于多么美好的希望。

确实，在没有这种美德的地方，也不可能指望办成什么好事，就像
无法寄望于当今正在腐化堕落的地方一样，而其中尤以意大利为最，虽
然法国和西班牙也为这种腐败出了一臂之力。意大利的混乱层出不穷，
即使这些地方的混乱并非无日无之，也不能归因于人民的良善，而是由
于维持着他们团结的君王，他不但运用自己的德行，而且利用王国尚未
被败坏的制度。在日耳曼地区，这种良善与虔诚在人民中间依然强盛，
使那儿的许多共和国生活在自由之中，它们严守自己的法律，所以无论
外敌内奸，都不敢篡权。古老的美德大体上仍是他们的主宰，为证明这
一点属实，不妨举一个与前述元老院和罗马平民相似的例子。当那些共
和国需要一部分钱财用于公共开支时，它们一般指派负责此事的长官或
委员会，从城市全体居民的财产中，征收百分之一二的税。这种决定一
经做出，人人都会遵照城市的命令，来到税官面前尽自己的义务。他们
先是发誓如数纳税，然后按照要求，本着自己的良心，把他们认为应当
支付的钱数扔到一只箱子里。除了付款人以外，无人为他的付款作证。
由此可以推断，当时那些人是多么的良善和虔诚。这里尤需留意的是，
交税时人人诚实无欺；如果有人做假，则税额就要少于他们过去惯常征
到的数量。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数量，即可识破有人作假；一旦识破，
就会变更制度。如今人们对这种美德大加称赞，是因为它已经成了凤毛
麟角：确实，人们知道，只有那个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美德。

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与邻邦的交流不多。外邦人不来他们
这里，他们也不去外邦；他们满足于土产，拿当地的食物果腹，用当地
的羊毛御寒。于是交易的理由和腐败的肇端皆被清除，法国人、西班牙
人或意大利人，统统都是败坏世界的民族，但他们无缘染上这些民族的
风俗。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保持着廉洁的政治生活的共和国，不能容忍
他们的任何公民以绅士派头生活。他们在内部维持着平等，对于出现在
当地的领主和绅士深恶痛绝。这些人一旦落到他们手里，是一定格杀勿
论的，因为他们被视为腐化堕落的渊薮、一切麻烦的根源。

人称绅士者，何许人也？依我之见，所谓绅士，就是那些靠着家产
的丰厚回报，游手好闲之辈。他们的生活，既无所用心于垦殖，也没有
抛不开的操劳。这号人，对任何共和国或任何地方，都是有百害而无一
利，不过还有更有害的，即那些不但有上述家产，且在城堡里发号施令、
有一帮臣僚供其调遣的人。在那不勒斯王国、罗马城、罗马格纳和伦巴
底 ，这两种人甚多。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共和国或崇尚政治的生活，
因为这两种人极端敌视文明。在以类似方式塑造而成的地方，引入共和
制是不可能的。有人若是成了它们的主宰，有意对其进行改造，最好的
办法就是在那儿建立王国。理由是：腐败透顶的地方，法律也不足以让
它守规矩，为整饬风纪计，就要辅之以更大的暴力—— 帝王般的铁腕，
以绝对的、超常的权力，制止权贵的勃勃野心与腐败。

从上述讨论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有意在绅士众多的地方建立共和国 
的人，不可能成功，除非他把这些人赶尽杀绝；在平等盛行的地方，也
不可能建立王国或君主国，除非在平等上作出让步，培养出一大批事实
上而非名义上的绅士，给他们城堡和财产，给他们马弁扈从。国然后置身
于他们中间，利用他们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他们也利用他来维护自己的
野心。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忍受辔辄加身，并且除了用暴力让他们忍受之
外 ，再无别的手段。这可使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形成一定的比例，人们身
份固定，各守其业。在适合建立王国的地方建立共和国，或在适合建立
共和国的地方建立共和国，很少有人具备成就这种事业的头脑和权威，
故有意者虽多，而知其奥秘者寡矣。这样的丰功伟业让他们望而生畏，
又困难重重，所以他们一起步，便注定了失败。

在威尼斯共和国，除了绅士，无人能得到官职。这种经验似乎推翻
了敝人的见解：有绅士的地方无法建立共和国。对此可做如下答复：这
个例子并未驳倒我的观点，因为在那个共和国里，绅士是有其名而无其
实的。他们没有来自地产的丰厚收入，他们的万贯家财，是以贸易和动
产为根基；此外，他们都没有城堡，也没有对别人的管辖权。他们的绅
士头衔，只是一块表示尊贵和名望的招牌，在别的城市里能使人称为绅
士的东西，不是它的依据。其他共和国划分人群的头衔名目繁多，威尼
斯则只分为绅士和平民，他们希望前者拥有或有能力拥有一切荣誉，其
他人一概排除在外。由于别处已经交代过的原因，这并没有造成混乱。
所以，在大体平等或能够做到大体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共和国，在有着
严重不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君主国，不然它会失去平衡，难以长久。

平民合则强，分则弱

罗马人的家园因为法兰克人的光顾而败落后，许多人罔顾元老院的 
规定和命令，迁至韦伊居住。为整饬法纪，它发布政令，要求每个人在
某个时刻之前回罗马定居，并要受到某种处罚。最 初 ，这些政令所针对
的人，只拿它们当儿戏，后来，服从的时限将至，却无人不从。故提图
斯•李维说：“群体固然桀鹫不驯, 一旦变得孤零零，便各自心怀恐惧，都
成了顺民广确实，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民众这方面的天性。民众
对于君主的决定，经常敢于放言无忌，可 是 ，当他们面临惩罚而又互不
信任时，他们就会乖乖服从。由此可见，所谓人民的性情好与坏，也不
必太拿它当回儿事'只要治理得当，你既可以维持他们的好性情，也能
保证不被他们的坏脾气所伤°对于这种坏脾气，应当理解，不是指他们
失去自由或失去受他们爱戴、依然在世的君主时，产生的坏脾气。这种
原因所导致的坏脾气之可怕，是无以复加的，非要花大力气才能制服。
如果[人民］没有首领的庇护，消除他们的另一些坏脾气便易如反掌。
既无首领又桀督不驯的民众固然可怕, 但他们也有着不堪一击的弱点
只要你驻守于要塞，能够躲过他们的第一次打击，那么即使他们兵戈在
手 ，也可轻易让他们缴械。当人们的头脑有了片刻的冷静，每个人都意
识到还得回家谋生时，他们就会怀疑自己，思量着如何保住性命，要么
逃 跑 ，要么俯首称臣。因此，群情激昂的民众，为避免这种危险，会立
刻在自己中间拥立一名首领，为他们纠正错误，维持他们的团结，筹划
自卫的计策，罗马平民在弗吉尼娅死后离开罗马时，就是这样做的，他
们在自己人中间任命了20名护民官。假如他们不这样做，便难逃上面提
图斯.李维提到的结局：群体固然强大，但当人人思忖个人的安危时，他
便成了软弱可欺的胆小鬼。

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

依我之见，那些作家责之于民众的缺点，应当针对一切个人、尤其 
是君主才对。不受法律管束的个人，能够犯下和肆意妄为的民众一样的
错误。古往今来，君主之多不知凡几，仁慈而睿智者却凤毛麟角。我这
里所说的君主，是指那些能够打破使其不离正道的约束的人，但不包括
远古之时实行法治的埃及的君主，也不包括斯巴达君主。当今法国的
君主也不能算在内，较之我们所知道的当代的其他王国，这个王国更多
地受到法律的节制。不应当把这种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王国，列入那些
个人，即需要审视其天性是否与民众类似的个人的行列。还应当比较一
下那些受法律管束的民众，我们在那些王国看到的美德，也能从他们身
上看到，他们既不专横跋扈，也不低三下四。罗马人民就是如此，在共
和国仍然保持廉洁的时代，他们就是既不专横跋扈也不低三下四的；他
们借助于自己的官员和制度，一直保持着高贵的品质。必须惩治强人时，
他们绝不手软，例如对付打算镇压人民的曼利乌斯和十人团等人；为了
公共安全而必须服从独裁官和执政官的命令时，他们也毫不含糊。在曼
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死后，罗马人民又想让他回来，这并非异想天开，
他们要的是他的德行，他们的怀念将感染每一个人，且能对君主产生同
样的效果，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曾确证，敌人也会赞赏对手的德行。假如
曼利乌斯因众人的强烈要求而复活，罗马人民对他做出的判断，仍会像
他们把他从牢房拖出来不久就骂他该死一样。戚有些被称为明君的人，
杀了某人，继而追悔不已，例如亚历山大对克利图斯及其友人的态度，
和希律对待马丽安妮的态度。然而，我们的史家在谈到群体的本性时
所指的群体，并不是像罗马入那样受法律管束的群体，而是像叙拉古人
那样目无法纪的群体，是这种群体犯下了狂放不羁的个人犯下的错误，
警如以上事例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希律。所以说，民众的天性并不比君
主更差，当人人都能肆无忌惮地作恶时，他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除了
以上所说，这类事例在罗马的专制皇帝和君主中间还有很多，从中看到
的出尔反尔和多变的人生，丝毫也不亚于任何民众。

流行的看法是，当人民成为统治者时，他们出尔反尔，忘恩负义。
与此相反，我的结论是，他们这种恶行，并不比哪个君主更多。有人对
人民和君主皆予以谴责，这也许能够道出真理，假如他把君主排除在外，
他便是自欺欺人了。当人民做主时，如果法纪健全，他们的持之有恒、
精明和感恩，便不亚于君主，甚至胜过一个公认的明君。倘若君主不受
法律的管束，他会比人民更加多变，更加轻率鲁莽，更加忘恩负义。他
们这种处事方式的差别，并非因为他们天性多变—— 天性本是一个模子
所铸，就算能够分出高下，也是人民占优—— 而是因为他们都对自己生
活中的法律多少怀有一份敬重。凡是考察过罗马人民的人都能看到，
年来，他们一直痛恨君王的称号，爱护自己祖国的荣誉和公益，他能从
中看到无数事例，用来证明其一或其二。假如有人给我提到罗马人民对
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我会回答说，对于此事，我在前面已用不少篇幅作
过说明，证明了他们并不比君主更加忘恩负义。说到做事的精明和持
之有恒，我以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人民的声
音能被比作上帝的声音，是事出有因的。可以看到，普遍的意见有着神
奇的预见力，那么它似乎也含有某种隐蔽的德行，能够预知善恶。人民
对事情做出判断时，如果听到两个辩论家各执一词，他们的德行又不相
上下，则人民鲜有不接受更好的意见、不相信他们听到的真理的时候。
人民也许在大事上、或在有益的事情上出错，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问；
但是，君主不是也经常因为自己的欲望而栽跟头，并且其次数大大多于
人民么？还可以看到，在推选官员上，他们的选择远胜过君主；人民也
从来不会惑于言辞，把荣誉授予声名狼藉、腐化堕落之徒；而说动君主
不但容易，手法又何止千万。人民一旦持有某种荣誉观，就会数百年保
持不变，何曾见过君主有这般表现？在这两件事上，罗马人民的记录颇
令我满足：在数百年里，他们选出的执政官和护民官不计其数，令他们
后悔的却不超过四次。如我所言，他们对君王的头衔恨之入骨，凡是图
谋这种头衔的公民，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使他逃脱应有的惩罚。此外还可
以看到，在人民担任统治者的城邦，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超乎寻常的
扩张，比一直受君主统治的城邦大得多，例如驱逐了国王后的罗马，以
及摆脱了皮西斯特拉图斯后的雅典。这是民治优于君主的统治使然，除
此而外，再无其他原因。在前述文献中或别处评论过此事的史学家，我
不希望他们反对我本人的见解。对人民的骚乱、君主的胡作非为、人民
和君主的荣耀进行全面的考察，就会看到，人民在美德与荣耀方面是大
大胜出的。如果说，君主在制定法律、构建文明生活、颁布新的法规政
令方面优于人民，人民则在维护事务之良序上优点突出，故制度创建者
所取得的荣耀，无疑应归功于他们。

总之，在结束这一讨论时，我要说，既有长治久安的君主国，也有
长治久安的共和国，它们都需要受到法律的管束。能够为所欲为的君主，
无异于疯子，能够为所欲为的人民，必属不智。考之于俯就法律的君主、
受法律管束的人民可知，见于人民的德行，总是多于君主：考之于两者
都不受约束的情况可知，见于人民的过失，较君主为少—— 何止过失少，
救济的办法亦多。肆意妄为的人民，若有贤达相劝，不难迷途知返，但
何人能够劝服一个邪恶的君主？兵刃之外，还有何救济之策？据此，即
可推知双方的病情之轻重了：疗救人民之病，谎言足堪胜任，疗救君主
之病，却离不了屠刀，去沉疳须下猛药，此乃无人不晓的道理。人民桀
鹫不驯时，其疯狂并不可怕，时弊亦不足惧；可惧而又可怕者，是它的
结局，即乱世中崛起的暴君。而邪恶的君主造成的局面，适与其反：人
们俱怕时弊，憧憬玉未来。他们会自我安慰，他邪恶的一生一终结，自
由即可重现。各位由此便能认清两者的差别了，亦即实然与应然的差别。
民众残暴的矛头所向，是他们担心侵夺公共财物者，而君主的残暴所针
对的，却是他害怕其侵夺他个人财物的人。反对人民的意见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人人都可随意诟病人民，即使他们当政，亦不必有所忌惮，而议
论君主，却要千思万虑而后行。话说到这里，我以为在下一章辩明另一
件事情，也算不上跑题，即:什么样的同盟更可靠，是与共和国结成的
同盟，还是与君主结成的同盟？

与共和国或君主结成的同盟,哪一个更为可靠

主和共和国与外邦结盟或修好，或共和国同君主之间结盟和立约，
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在我看来，应当评估一下何者更为可靠、更
值得尊重—— 是与共和国为盟友，还是与君主为盟友？窃以为，探天下
事物之究竟，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彼此相似，有时则不易得出定论。我认
为 ，凡是强迫订立的条约，君主或共和国都不会信守；一旦国家危难将
至 ，为了不至于失去国家，它们都会失信于你，都会忘恩负义。人 称 “破
城高手”的德墨特里乌斯，给雅典人带来的好处无以计数，可是当他被
敌人打败，打算到雅典这个被他视为友好、欠着他人情的城邦避难时，
他却被拒之门外，此事令他伤心欲绝，尤甚于他失去自己的军旅兵甲。
庞培在帖萨利被恺撒打败，便去埃及找托勒密避难，他过去曾使后者重
登王位，却被这人所杀。这种事情有着相同的原因，而人民与君主相
比，慷慨相助者多，落井下石者寡。事实上，只要危及自身，便会有同
样的失信发生.如果有个共和或君主国，在大难临头之际仍能守信,
其原因也并无两样.假如有个实力强大的君主）将来有望协助某人重登
王位，那么即使他眼下没有机会提供保护，这人也会与他亲善的，或者,
假如这人已经是他的党羽，那么他不会认为能够从其敌人那儿找到诚信
或言行一致。那不勒斯的领地上那些素来尾随法兰西党的君主，便是这
种命运。至于共和国，位于西班牙的萨贡托，因追随罗马党而面临灭顶
之灾，其命运亦复如此；还有1512年听命于法国党的佛罗伦萨。经过
问全的考虑，我认为，在危难之际，共和国的守信要略好于君主。共和
国的意图和愿望虽与君主如出一辙，可是它的意志力有所欠缺，使它无
法像君主那样果断行事，故其失信也不如看主那样方便。弃盟毁约，意
在功利，而在这方面，共和国之守约远胜过君主。蝇头小利即可让君主
失信，不菲的好处也未使共和国爽约，各位不妨看看下面的事例。地米
斯托克利为雅典人出谋划策；他在公民大会上说，他有个大大有益于他
们祖国的计策，然而为保密起见，他不能直言相告，因为一旦露了底细，
实施这一计策的机会也就随之丧失。于是雅典人民选择了更容易与民沟
通的阿里斯提得斯。地米斯托克利又对他说，全希腊的舰队虽然仍是踌
躇满志，其实是很容易俘获或打垮的，这可使雅典人成为整个地区的霸
主。阿里斯提得斯告诉人民，地米斯托克利的计策虽好，但有悖于诚信,
于是它被雅典人断然拒绝了。马其顿的菲利普是不会这做的，另一些君
主也不会，失信乃是他们追名逐利的上策。我这里所说的，并非那些毁
约事出有因的现象，这还算正常，而是那些出于不合常情的理由而毁约
的做法。我认为，就此而言，由于前述原因，人民的过失少于君主，所
以也比君主更值得信赖。

《1517论李维2》

前言

世人历来厚古薄今，虽然他们并非总有道理：他们偏爱旧事物的方 
式 ，使他们不但赞美作家的记载使他们得以知晓的时代，而且赞美步入
暮年后回忆起的青春时光。他们这种看法在多数时候都是错误的，然而
我相信，导致他们自欺的原因不一而足。在我看来，首要原因在于对古
代事物的不理解。人们讳言有损于古代的事情，对于能给它增光添彩者，
则极尽吹捧夸张之能事。大多数作家也都因循成王败寇的偏见，不但让
有德行者的功业光照千秋，也使其对手的行为更加相形见细。流弊所至，
后人无论生于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之地，都对前人及其时代大为惊奇，不
由自主地给予至高无上的赞美与崇敬。此外，人们的仇恨不是出于恐惧，
就是出于嫉妒。可是对于过去的事物，他们既不能侵夺，也拿不出嫉妒
的理由，仇恨的两大理由亦随之冰消。对于身边的事，亲眼所见之事，
则恰好相反。这些事瞒不过你，它们虽有优点，其中也有许多事情惹你
生厌，所以你不由自主地断定，即使现时应当得到更多的赞美，它也比
古代的事物差得多。我这里的所言不关乎艺术，它们优劣自明，对于它
们赢得的荣耀，时间不能有丝毫的损益。我之所言只涉及人的生平与作
风，关于它们，黑白分明的证据是见不到的。

所以我要说，上述褒贬的习惯确实存在，但是如果说这种做法总是 
不对，那也未必属实。因为人间事是变幻无常、沉浮不定的。如果遇至I上
出类拔萃的人，为某个城市或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秩序，并能维持一段
时间，那么它总是会因创建者的德行而趋于完善。生于此时此地的人，
如果还以为古代优于现代，那便是在自欺欺人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一如
上述。至于后来出在这个城市或地方的人，适逢它正在衰败恶化，那就
不能说他是在自欺欺人。我思考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得出的判断是，天
下事历来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其中善恶相当，只是善恶的多少因地而异。
了解古代王国的人都知道，由于风俗的差异，它们的善恶有多有少，可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惟一的不同是：上天先是把德行放在亚述，又放在
米底，然后放在波斯，最后是意大利和罗马。虽然在罗马帝国之后，再
也没有出现一个把世界的德行集于一身的帝国，然而德行却被分散于众
多的民族，让他们过着有德行的生活，譬如法国人的王国、土耳其人的
王国、苏丹的王国、今天的日耳曼各族人民；还有更早的萨拉森人的部
落 ，他们屡建功勋，在灭掉东罗马帝国以后，又占据了世界很多地方。
罗马人衰败后，受到由衷赞美和渴望的德行，便来到了这些地方和这些
部落之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于其中的一些地方。倘若是生在这里的人
还厚古薄今，也许就是他的不对了。但是出生在意大利或希腊的人，如
果他不是意大利的教皇至上派 (ultramontane)或希腊的土耳其人，
他厚古薄今便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古代能让他们惊喜的事着实不少，而在今
生今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抵消那些极端的惨状和耻辱—— 既不信教，
也不守法，军纪涣散，淫猥放荡，无奇不有。这些罪恶见于身为执政官、
号令天下的人，他们居然还想受人爱戴，何其可悲而又可憎！

不过，还是回到我的思路上来吧。我要说，对于古代与今世，对于
因年代久远而无法像了解今天的事情那样充分了解的事情，就算人们在
这方面分辨善恶的判断力被败坏了，长者对于自己的青春和晚年时代的
判断力也不该败坏，因为那都是他们耳闻目睹的事情。如果人的判断力
和嗜好终生不变，这么说也许不错。可是，即使时代未变，它们也都在
变 ，人到老年，便会有一些不同于年轻时的嗜好、兴致和考虑，所以在
他们的眼里，时代也不可能有相同的面貌。人一上了年纪，就会缺少活
力 ，而判断力和精明却见长，他青春年少时视为尚能接受的好事，老了
以后就会认为既难以容忍，更不足称善*他本应责备自己的判断力，但
却怪罪于时代。此外，人的嗜好并不稳定；从天性上说，人即使有能力
获得一切，也有这样的欲望，可是命运却让他们所得无几。这会使人的
头脑中不断产生不满，对已有的东西产生厌恶。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责
怪现代，赞美古代、憧憬未来，即使这样做并没有合乎情理的原因。所
以，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否应算作自欺之人，因为我在自己这些文字
中，也对古罗马时代大加赞美，谴责我们的时代。其实，如果昔日盛行
的德行和今天的邪恶，不似日月昭昭般醒目，我在开口之前，也会思量
再三的，我也害怕落入我所谴责的自欺啊。只因事情一目了然，世人皆
知 ，我才敢于直抒胸臆，讲讲我所理解的这前后两个时代，使读到这些
文章的年轻人，在命运给予他们时机时，能够摆脱后者，立志于效法前
者 。所谓做善事者，无非就是把因为时运不济而做不到的事情，传授于
人 ，以待众人具备能力时，由他们中间最受上天垂爱的人着手完成。前
一卷讲述的是罗马人就城市内部事务做出的决策。在这一卷里，我要谈
谈罗马人民那些扩张帝国的决策。

同罗马人作战的民族；他们捍卫自由的执着精神

当时有许多热爱自由的部族，罗马人在征服周边和远方的部族时，
他们给罗马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他们不屈不挠地捍卫自由，如果没有
不同寻常的优势，根本无法让他们折骨称臣。由许多例子可以看到，他
们为维护或恢复自由如何冒险犯难，他们对侵夺自由者进行怎样的报复
诵读史书者还可以看到，奴役给那些人民和城市造成了怎样的损害。当
今之世，可以说只有一个地区还存在着的自由城市，而在古代，任何地
方都有许多十分自由的部族。在意大利，在我们这里提到的时代，从隔
开托斯卡纳和伦马底的山峦.到意大利的边陲，到处都是自由的部族,
例如托斯卡纳人、罗马人、萨谟奈人，以及居住在意大利另一些地方的
许多人。除了统治着罗马的君主和托斯卡尼国王波桑那以外，没有史料
记载其他地方也有国王。波桑那的世系是如何消失的,史书并无交代。
不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当罗马人阵兵于韦伊时，托斯卡尼人享有极
大的自由，对君主的称号恨之入骨；为求自保而在韦伊推举了一个国王
的韦伊人，请求托斯卡纳人帮助他们对抗罗马人，托斯卡纳人经过多方
征求意见后决定，只要韦伊人受国王的统治，就不向他们提供援助。他
们断定，替臣服于别人的人保卫祖国不是什么好事。这种对自由生活
方式的热爱不难理解，从经验可知，缺少自由的城邦，向来不可能扩张
其地盘和财富。看看雅典人摆脱了皮西斯特拉图斯的专制统治后，在一
百年里取得了怎样的丰功伟业，真是让人啧啧称奇。再看看罗马人在
摆脱国王以后，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就，更令人叹为观止其原因不难
理 解 ，成就城邦之丰功伟业者，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益。毫
无疑问，如果不是在共和国，这种共同利益便得不到尊重，因为它完全
是为公众而存在，它也许会伤害这人或那人，然而它的受益者如此之多，
所以他们总是站在它这一边，反对少数受害者的偏见。在有君主的地方，
情况恰恰相反，令他惬意者一般有损于城邦；适合于城邦者则有损于他。
在自由的生活方式之后，一旦有专制者出现，这些城邦至少会出现这样
的罪恶，它不仅停滞不前，实力和财富也不再增长，并且它一般—— 毋
宁说总是—— 会倒退。倘若命运使那个专制者尚保留一些德行，他能以
自己的勇气和军队的优势扩张权力，结果也只是对他本人有利，而不会
有益于共和国，对于他用专制手段加以统治的德才兼备的公民，他不能
予以奖挹，因为他不想引起他们的猜忌。他也不能让他夺取的城邦成为
自己的臣属，或对他作为专制者进行统治的城市有所给予，因为使其强
大于他不利。让国家维持分裂状态，使每个城镇和地区惟其马首是瞻］
才符合他的利益。可见 ，从他的获取中受益的，并不是他的祖国，而是
只有他一个人。只要读一下色诺芬的《论僭政》 即可为证实这一见解找到无数理由。
故也难怪，古代人民对专制者如此痛恨，
如此热爱自由的生活，如此推崇自由这个字眼。当叙拉古人锡耶罗之孙
锡耶罗尼姆斯在叙拉古被杀时，他的军队正驻于距叙拉古不远的地方，
死讯传来，军队哗然，他们拿起武器，要去惩罚刽子手。但是，当听到
叙拉古传来的自由呼声时，他们却被这个字眼所打动而平静下来，对弑
君者的怒气也随之消退，开始思考如何在该城建立自由的制度。对于
剥夺其自由者，人民不择手段地予以报复，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方面
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发生在希腊城邦科西
拉的事情。这个地方分为两派，一派追随雅典人，另一派追随斯巴达
其他许多城邦也分裂为两派，一派与斯巴达人交好，另一派与雅典人交好。
当这个城邦的贵族取得优势时，他们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平民
派在雅典人的帮助下重新聚集起力量，把贵族通通抓了起来，关进一个
能够全部容纳下他们的牢房。平民党每次从监狱中拖出八九个人，谎称
要把他们流放到各地，实则以罪行累累的证据把他们处死°幸存者意识
到这一点后，决定不惜采取任何办法逃脱这种可耻的下场。他们用能够
找到的任何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把守住监狱入口，与打算进来的人展
开搏斗。听到喧闹的声音后，人民聚集起来，掀翻了牢房的屋顶，把他
们全都活埋在里面。这个地方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可怕而著名的事例,
由此可见，剥夺人们的自由，较之于打算褫夺他们的自由，会受到更为
残酷的报复。

古人为何比今人更热爱自由，我思之再三后认为，这与导致今人羸
弱的原因是一样的，是我们的教养不同于古入的教养所致，而这种不同
的基础，是我们的信仰不同于古人。我们的信仰，指明了真理和真理之
道 ，脚使我们不看重现世的荣耀，而异教徒却对它极为推崇，把它视为
至善，所以他们的行为也更加狂暴，从他们的许多制度便可推导出这一
点。他们祭牲的仪式之壮观，与我们的祭祀之谦卑，适成鲜明对照。我
们的场面盛大则盛大矣，却是精致有余而壮美不足，更无充满活力的狂
野之举。他们的仪式不但兼有盛大与壮美，且辅之以血腥残忍的祭牲,
屠杀成群的动物。这种可怕的场面，能够使人与它浑然一体。此外，除
了现世荣耀等身者，例如军队的将帅和共和国的君主，古代的信仰从不
美化其他人。我们的信仰所推崇的，却是卑恭好思之徒『而不是实干家,
它把谦卑矜持、沉思冥想之人视为圣贤，古代信仰则极力推崇威猛的勇
气与体魄，以及能够使人强大的一切。如果我们的信仰要求你从自身获
取力量，它是想让你具备更大的能力忍辱负重，而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大
事 。这种生活方式让世界变得羸弱不堪，使其成为恶棍的盘中餐，看到
那些一心想要上天堂的民众，只想忍辱负重，从来不思报复，他可以放
心地玩弄世界于股掌。这个世界被搞得看上去女人气十足，天堂也被解
除了武装，但这种局面无疑是一些人的懦弱造成的，他们在解释我们的
信仰时，只图安逸，不讲德行。假如他们认为，信仰允许我们壮大并捍
卫自己的祖国，他们就会认识到，信仰希望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它
增光添彩，为保护它而做好准备。这种教养，这些荒谬的解释，使我们
今天再也看不到古代那样众多的共和国了 , 从而再也看不到人民中间有
着像当时那样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了。此外我也相信，这是因为罗马以自
己的武力和壮举，消灭了所有的共和国和所有的文明生活方式。尽管那
个帝国已经解体，但是除了帝国的少数地区，各城邦的人民一直无法重
新团结在一起，为自己重建文明生活的制度。不 过 ，罗马人在世界的每
一个角落.都曾发现共和国的密谋，他们武装精良，极其顽强地捍卫着
自己的自由。这也说明，如果没有世所罕见、登峰造极的德行，罗马人
是根本不可能征服他们的。

不妨举一个这方面的事例，我认为萨谟奈人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他们的实力如此强大，装备如此充足；他们的家园经历了那么多失败和
杀戮 ，城镇纷纷失陷，使这个曾是城廓遍布、人口众多的地区，几乎变
得荒无人烟，此时他们依然能够抵抗罗马人，直到第一位帕皮利乌斯之
子帕皮利乌斯•柯尔索担任执政官为止（延续了46年之久），这不啻是
一个奇迹—— 提图斯•李维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当时的制度与军力之强
大 ，若不是受到优秀的罗马人的攻击，他们根本不可能被征服。那种制
度从何而来，今天的混乱又从何而生，都不难理解：它们来自于当时各
地的自由生活方式，和当今奴役的生活方式。各地生活在自由中的城市
（正像前面所说）都获益匪浅。这些地方人丁兴旺，因为这里的婚嫁更为
自由，人们也更愿意生养他们认为能够养育成人的子女。他们不必担心
自己的祖业被侵夺，他们不仅知道自己生而为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并且
能够因自己的德行而成为统治者。这些地方财富大增，它们既来自垦殖, 
也来自技艺。人人都乐意让物品丰盈，努力获取他们一旦获得就能享用
的东西。于是人们竞相为公私利益献计献策，这两种利益的增长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些处在奴役中的地方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的风俗与美德越是败坏,
他们受到奴役也越严重，而在一切严重的奴役中，最严重的奴役是臣服
于一个共和国。首先 ，它更为持久，所以你摆脱它的希望更小。其次,
共和国的目的是去他人之精髓，壮自己之筋骨。而要求你臣服的君主,
如果他不是个野蛮的君主，不像东方的君主那样，是人类一切文明的败
坏者 ，那么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他有人性，通常情，那么他对臣属
于他的城市，一般会平等相待；对于它们的技艺、它们的几乎所有古老
的制度，也会放任不管。所以，这些地方即或不能像自由的地方一样成
长壮大，也不会被奴役所毁灭(这里所谓的奴役，是指城市受外邦人的役
使 ，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谈过被自己的公民所役使的情况］)。
凡是对以上所言有所思考的人，对于萨谟奈人享有自由时的实力，
以及他们役使［别人］时陷入的衰弱，都不会感到奇怪。提图斯,李维对此提供过数次证言,
尤其是在汉尼拔的战争中，当萨谟奈人在诺拉被一个罗马军团打垮时,
他们向汉尼拔派出信使，祈求他施以援手，他们在信中说，100年来他们
一直派自己的将士和罗马人作战，他们多次抵挡了两名执政官及其大军,
如今他们已经日渐精疲力竭，即使在诺拉面对一个小小的罗马军团，他
们也难以自保了。

宗派和语言的多样性，加上洪灾和瘟疫，湮没了历史的记载

对于那些认为世界永存的哲人。我认为可以这样作答：既然古代悠 
远而真实，就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不应只有五千年的记载—— 时代的记
忆因各种原因而被消灭了，一部分原因是人祸，一部分原因是天命。人
的因素，是指繁杂的宗派和语言。新的宗派，亦即新的信仰一经出现,
它就会为了赢得名望而消灭旧的宗派。如果新宗派的创立者语言各异,
他们通常也会把语言消灭。看看基督教宗派如何对付异教，即可对此事
有所了解。它压制异教的一切体制和仪式，把它的古代神学清除得一干
二净。诚然，他们在彻底清除其先贤事迹的记载上没有得逞，这是由于
保留了拉丁语，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要用这种语言记录新的
法律。如果他们采用一种新的语言，那么考虑到他们过去受到的迫害,
我们也就看不到任何往事的记录了。看看圣格里高利和另一些基督教
首领采用的手段，即可知道，在破坏古代记忆上，他们是多么不屈不挠，
他们把诗人和史学家的著作付之一炬，捣毁圣像，污损一切带有某种古
代标记的东西。如果他们除了这些暴行之外，再创出一种新的语言，那
么过去的一切都会迅速被人忘却。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宗派打算用来对
付异教的办法，异教也会用来对付它们之前的宗派。这些宗派在五六
千年里发生了两三次变化.所以此前的记载也随之消失。即或它们的一
些遗迹得以保存，也被视为难以置信的传说—— 就像西西里人狄奥多罗
斯的故事一样，虽然它提供了四五万年的记录，它却被视为伪史，而且
我也如此认为。

至于天命的原因，我是指人类遭受的灭顶之灾，使某个地方的居民
所剩无几。这或是瘟疫，或是洪水。最严重的是最后一次，这既因为它
波及广大的地区，也因为幸存者都是山民和蛮族，他们不了解古代，也
无从把这种知识传给后人。如果他们的幸存者中有人具备这种知识，他
也会为了树立自己的名望而隐瞒和篡改它，所以他的后人之所见，也只
能是他乐于记述的东西。我不认为可以对这些洪水、瘟疫和灾荒的发生
表示怀疑，因为它们遍布于史册，因为它们湮没史实的效果显而易见，
还因为它们看起来合情合理。当简朴的躯体聚集了太多的多余之物时，
自然就会经常自行进行清洗，此乃躯体健康的所在。人类这种复杂的躯
体也是如此，当各地住满了居民，他们既不能呆在那儿，又无处可去，
因为到处都人满为患，此时人类的狡诈与邪恶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世界必须以上述三种方式之一进行清洗，使人们变得数量稀少，又遭受
过挫败，方可过上更好的生活，变得更加良善。我前面说过，托斯卡纳
曾经极为强大，信仰与德行十足，又有自己的风俗和古老语言，但这一
切都被罗马的强权所灭。正如我们所说，依然存于世者，惟其名称耳。

人们为何离开故土，侵入别人的家园

有大批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离开了寒冷贫瘠之地西徐亚。那儿
人口太多，地力不足以供养他们，他们只好背井离乡3 让他们离开的理
由有千条万条，而留下不走的理由却一条也没有。这些人在五百年里未
使任何地方人满为患，其中的原因甚多。首先，帝国的衰败腾出了大片
的土地，撤走的部落不止三十个。其次，作为这些人口来源的日耳曼和
匈牙利，已对土地作了改进，他们在那几能够舒适地生活，不必改变栖
息地。此外，他们极为好战，成了抵挡与他们毗邻的西徐亚人的堡垒O
舵靶人经常大规模迁徙，但受到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遏制，他们经常自
豪地说，若不是他们的武装，意大利和教会就会经常感受到靶靶军队的
压力。关于上述部族的情况，我想就不必多说了吧。

金钱并非如俗见所言，是战争的筋骨

人人都可随意发动战争，却做不到随意结束战争，故君主于征战之 
前 ，务必权衡自己的实力，并据此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一定要审慎，切
不可在自己的实力上自欺。此外，如果缺少武装，他以金钱、地利或人
们的爱戴去衡量自己的实力，那他必定就是在自欺了。这些东西可以增
强实力，却不能直接带来实力。没有可靠的军队，它们本身毫无价值,
对你无所助益，没有可靠的军队，再多的金钱也对你没用，家乡的富足
也帮不了你.人们的信任和爱戴不会持久，因为既然你不能保护他们,
他们也就无法信任你。凡是缺少强大保护者的地方.无论山川、湖泊和
关隘，都会成为一马平川。金钱非但不能保护你，还会使你更快地成为
牺牲品。所谓金钱乃战争之筋骨，俗见之荒谬者，莫过于此。说这话的
人是昆图斯•库尔提乌斯，他在马其顿人安提帕特同斯巴达国王交战时,
记述了斯巴达国王迫于无钱打仗而战败。假如他能把战事延后数日，亚
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希腊，他自可不战而捷。然而他囊中羞涩，担心自
己的军队弃他而去，不得不孤注一掷投入战斗。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由此
断言，金钱乃战争之筋骨。此话被人天天挂在嘴边，不够慎明的君主亦
将其奉为圭臬。他们以此为据，认为只要库府充盈，余不足论，他们却
不想想，如果钱财足以用来征服，为何大流士征服不了亚历山大？为何
希腊人打不垮罗马人？我们当代的查理大公为何拿不下瑞士人？就在数
日前的乌尔比诺战争中，教皇和佛罗伦萨人偕手击败教皇尤里乌斯二
世之侄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又有何困难？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败在了
另一些人手里，他们不是把钱财，而是把精兵良将，视为战争的筋骨。
在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向雅典人梭伦炫耀的东西中，有一样便是他无以
计数的钱财。他问梭伦对他的权力有何想法，梭伦回答说，他不以为这
能使他更强大，征战需用铁器而非黄金，铁器多于他的人，取其黄金有
何难哉。此外，当大批法兰克人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进入希腊，继而进
入亚洲时，他们向马其顿国王派出信使，与他交涉和约的事。国王向他
们亮出金银财宝，借以显示自己的实力来吓唬他们。法兰克人本以为和
平已成定局，这时却置和约于不顾，对那些黄金垂涎三尺，国王为了自
卫而积累起来的东西，成了他被劫掠的渊薮。几年前，威尼斯人仍然国
库充实，但他们无法用它来自卫，结果丢掉了整个国家。

职是之故，窃以为，战争之筋骨，非如俗见所言为金钱，而是精兵
良将。有金钱不足以得精兵3 若有精兵，则得金钱易如反掌。罗马人若
用黄金而非铁器征战，以其战役之宏大、艰困卓绝而论，则普天下的财
富也不敷其用。然而罗马人是用铁器征战，他们从无囊中羞涩之虞，因
为惧怕者会给他们送来，甚至直接送进他们的营帐。如果说，斯巴达国
王不得不因为缺钱而在战役中碰运气，那么他因为金钱而遭遇的事情，
也常常因另一些原因而发生。如果军队的供给阙如，或饥馁而死，或战
斗而亡，这时它总是选择战斗，这不仅更为荣耀，命运也会以某种形式
对它有所眷顾。此外也常可以看到，当将领发现敌军就要得到援助时，
他们的上策是立刻作战，在战斗中碰运气，而不是坐待敌军壮大，给他
的战事造成百般不利。还可以看到，在面对要么逃屈要么战斗，舍此无
他的情况时 （哈斯德鲁巴在马尔什河受到克劳狄乌斯-尼禄和另一位罗马
执政官的攻击时，就面对这种局面），将领总是选择战斗，这种策略虽
不牢靠，但对他而言还有获胜的机会，而别的办法只会使他失败。将领
违背自己的意愿投入战斗，造成这种被迫无奈情况的原因很多，有时缺
钱也是其中之一，然而还是不可因此而把金钱视为战争的筋骨，而对另
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置之不顾。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战争之筋骨，不
是金钱，而是精兵。

从第二位的意义上说，金钱是必要的，但精兵强将本身就能赢得这种 
必要之物。金钱可以成为精兵强将之后盾，金钱本身却找不来精兵强将。
史乘如烟，记载无数，在在证明了这个道理的正确。伯里克利曾劝说雅典
人同整个伯罗奔尼萨半岛开战，他向他们表明，以雅典人的勤奋和财力，
他们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虽然他们在战争中也曾风光一时，但终究还是
输掉了;斯巴达的谋士和士兵比雅典的金钱更有价值。但就这方面的见识
而言，提图斯•李维的证言比另一些人更正确，在谈及亚历山大大帝如果
开进意大利，能否征服罗马人时，他列出了战争的三个必要条件：精锐的
大军、精明的将领和运气。在评价这些方面更占优势的是罗马人还是亚历
山大时，他的结论中始终没有提到金钱。当卡普阿人应西曜狄西尼人的请
求，为他们拿起武器与萨谟奈人作战时，他们只能以金钱而不是士兵来衡
量自己的实力;他们既然采取了援助西狄西尼人的策略，那么在两度战败
以后，他们为自救计，也只能把自己变成罗马人的贡品。

担心有人进犯时，是主动出击，还是坐等战争

我的国家是像罗
马人或瑞士人那样装备精良，还是像迦太基人或法兰克国王和意大利人
那样没有武装。在后一种情况下，就应当在境外同敌人作战，因为你的
优势在于金钱而不在于人，只要你搞钱的路子一断，你将一筹莫展；而
最容易阻绝这条路的，就是在境内作战。这方面的例子是迦太基人，他
们的祖国未受到侵犯时，他们能够以自己的财力向罗马人开战，而在受
到阿加索克勒斯的进犯时，他们却无力抵抗。当卢卡的大公卡斯特卢齐
奥攻入佛罗伦萨人的境内时，后者一败涂地，为求保护只好自愿臣服于
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但是在卡斯特卢齐奥死后，还是这些佛罗伦萨
人，却有了在米兰境内进攻大公、夺取其王国的勇气。他们在远征中表
现得那么优秀，而在家乡附近却表现得如此懦弱。如果一个王国像罗马
和瑞士那样武装精良，你越是接近他们，就越难以征服他们，因为与攻
击别人相比，他们能聚集起更大的军力抵抗进犯。在这一点上，哪怕是
汉尼拔这样的权威，也无法使我改变看法，他对安提奥库斯说的那番话，
乃是出于欲望和他的利益。假如罗马人像在意大利被汉尼拔打败那样，
在相同的时间内，也在法兰克经历三次失败，那么他们无疑也会被消
灭的。他们无法像在意大利那样利用军队的残部，他们既无重整旗鼓的
机会，也不能和他们能够加以利用的军队一起抗敌。在征讨一个君主时，
他们从未派出超过五万人的军队，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当他们保卫
自己的家园时，却能武装起十八万人对抗法兰克人。他们也无法像在托
斯卡纳打败法兰克人那样，在伦巴底打败他们，因为面对如此数量的敌
人 ，他们没有能力发兵远征，以优势兵力同其作战。基姆布利人在日耳
曼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罗马人在那儿一筹莫展。但是当基姆布利人到
了意大利时，他们却能集中全部军力，在境内歼灭基姆布利人。在瑞
士人的家乡以外，不难战胜瑞士人，他们能派出的军队不过三四万人;
在国内战胜他们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能够聚集起十万大军。所以我
要再次断言，君主若有武装精良的人民，不懈于备战，他就总是应在|
内等待战争，不要主动出击，若是臣民没有武装, 55民不惯于征战，那
么他就应当尽量让战事远离家园。如此可使他们各展其长，方为最佳的
自卫之道。

卑贱者能飞黄腾达，更多地依靠欺诈而非武力

我以为有一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有些人登上权贵的地位，要么由
于别人的馈赠，要么因继承而获得，但小人物不靠欺诈和武力而跻身于
权贵 ，这种事却是极为罕见，或根本不可能发生。此外，我不信单凭武
力足以竟其功，但仅靠欺诈却绰绰有余。马其顿人菲利普、 西里人
阿加索克勒斯以及许多类似的人物，他们藉藉无名，出身卑贱，却能
夺取一个王国或成就一番大事业，看看他们的生平，即可明白这一点。
色诺芬在其居鲁士行传中表明了行骗的必要。他所描述的居鲁士，在
对亚美尼亚国王的远征中充满了欺诈。他笔下的居鲁士，夺取王国靠的
不是武力，而是行骗。他从这种行为中得出的惟一结论是，想成就大事
业的君主，必须学会行骗。此外他还描述了居鲁士如何以种种手法，欺
骗他的舅舅、米底人的国王基亚克萨里斯；他表明，不靠欺诈，居鲁士
不可能取得那些丰功伟业。我不相信能够找到哪个出身卑贱的人，仅凭
赤裸裸的武力，坦坦荡荡地处事，就能够建立大帝国，但是仅以欺诈却
能干得不错，譬如乔万•加莱佐骗取了其叔父莫塞尔•伯纳博在伦巴底的
国家和帝国 。

认为可以用谦卑战胜傲慢的人,往往是在自欺

经常可以看到，谦卑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对于因妒忌或别的什么
原因，对你怀恨在心的顽梗之人，以谦卑相待，就更复如此。我们的史
家以罗马人和拉丁人的战争起因，证明了此点。当萨谟奈人因拉丁人
的进犯而向罗马人诉苦时，罗马人不想惹他们生气，故也不想制止这场
针对拉丁人的战争。这不但没有让他们生气，反而使其更加勇敢地同拉
丁人对抗，更快地暴露了他们作为敌人的嘴脸。前述拉丁人的军事执政
官安尼乌斯在议事会上的演说，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各位曾拒绝给
他们援兵，考验了他们的耐心；谁怀疑过他们会被激怒？但他们忍受了
这一痛苦。他们听说我们正在组织一支军队，要去讨伐他们的盟友萨谟
奈人，他们却没有出城。要不是清楚我们的实力和他们的实力，他们怎
会裹足不前呢？”从这段文献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罗马人的忍耐使拉
丁人更加愤怒。一个君主除非能够—— 而且人们也相信他能够—— 把握
局势，以不失体面的方式作出让步，否则切不可自愿掉价，切不可事事
让步。如果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无法以上述方式让它发生，那么让人
用武力夺取，总是强于因惧怕武力而放弃。假如你因惧怕而放弃，你想
以此避免战争，那么你十有八九避不开它。你对别人作出让步，从而暴
露了自己的懦弱，那人肯定不会止步不前，他会对你得寸进尺，使你蒙
受更多的耻辱，因为他已不把你放在眼里。此外 ，你还会发现，自己的
保护者也更加冷漠，因为他们觉得你这人太孱弱，太胆小怕事。但 是 ，
假如对手一暴露他的心思，你就立刻备战，哪怕在军力上逊于他，他也
会高看你一眼；那些拿不定主意的君主，也会更加敬重你；因为你自暴
自弃而不想帮忙的人，也会因你的武装而产生施以援手的愿望。当你只
有一个敌人时，即可明白这一点；假若敌人不止一个，那就用自己的财
物贿赂其中的一个，使其倒戈，即使他已经宣战。让他脱离你的敌人的
同盟，总不失为一项精明的策略。

弱国总是优柔寡断；决断缓总是有害

我时常发现，模棱两可之论祸及公务，使我们的共和国蒙受伤害与羞辱,
故而不由自主地对此颇为留意。可以断定，举棋不定时，最需决断的勇
气 ，当软弱的人需要别人的谏言才能决断时，总会出现模棱两可的言辞。
延宕决策之害,不亚于模棱两可的决策，涉及援助盟友的决策更是如此3
因为行动迟缓，他不但帮不了别人，还会害了自己。意志和实力的薄弱
所导致的决策，或恶劣的决策者做出的决策，那些因为感情用事而想让
国家毁灭或满足其另一些欲望的人，非但不会使这种决策得到落实，而
且会对其百般阻挠。优秀的公民，即使看到民众的狂热有害，也绝不会
杯葛决策，尤其是那些刻不容缓的决策。

无论是否援助拉丁人，倘若他们立刻作出决定，那么如果不援
助 ，也不会激怒罗马人；若是给他们援助，那也将是及时的援助，他们
能够联手获胜°正如他们的遭遇所示，迟疑不决让他们输得精光。

人们在判断大事时经常出错

人们经常持有多么荒谬的看法，见识过其决策的人，历来有所了解。 
那些决策，倘若不是由最杰出的人士做出，往往与一切真理背道而驰。
在已经腐化的共和国里，尤其是在太平时期，杰出的人物被视为敌人，
这要么是出于嫉妒，不然就是因为另一些人的野心。他们只好躲到另一
些人的背后，后者由于普遍的无知而被人视为俊杰，或是被不关心集体
福祉、只想讨众人欢心的人推到前台。后来身陷逆境时，他们不得不向
太平时期几乎被人遗忘的人寻求保护，这种无知才大白于天下。我会在
适当的时候，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也会出现这样一些事件，不谙世事的
人很容易被它们搞得昏了头，因为它们颇类似于那种人们只要能说服自
己，就能让人信以为真的事情。这种事情时有所闻，拉丁人被罗马人打
败后，军事执政官努米西乌斯就是这样说服了他们.几年前，当法国国
王弗兰西斯一世前来夺取被瑞士人打败的米兰时，也有许多人相信这
种事情。所以我要说明，在路易十二去世后，昂古莱姆的弗兰西斯继承
了法国王位，他想为王国收复数年前被瑞士人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怂恿
下占领的米兰大公国，为使自己的图谋更易于实现，他也希望在意大
利得到协助。除了已被路易争取过去的威尼斯人，他还试探过佛罗伦
萨人和教皇利奥十世，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可以使
他更易于落实自己的图谋，因为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就驻在伦巴底，而皇
帝的另一些军队驻在维罗纳。教皇利奥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他被自己的
谋士说服（据传闻）而保持中立，因为他们向他表明，这一政策中包含着
某种胜算。在意大利有强权存在，无论它是法国国王还是瑞士人，对教
会都不合适；但是，既然他想让教会恢复其古老的自由，他必须使其摆
脱他们的奴役。既然教会无法战胜任何一方，无论是分别还是同时战胜
他们，那就只能让他们相互残杀，然后教会可以与自己的盟友一起去攻
击获胜者。再也找不到比目前更好的机会了，因为它们双方都在战场上，
教皇掌握着自己的军队，能够在伦巴底边境靠近双方军队的地方，以捍
卫自己的东西为借口，展示他的武力，直到他们双方投入战斗。这一计
策颇为合理，因为他们的军队都很优秀，双方必定死伤惨重，获胜者将
大伤元气，教皇很容易对它发动攻击并将其打垮。他就会成为伦巴底的
主人和整个意大利的主宰。从事情的结果能够看出，这种设想是多么的
荒谬，经过一场漫长的战斗后，瑞士人被打败，教皇和西班牙的军队
并没有向胜利者发动进攻，而是准备遛之大吉。甚至这也救不了他们，
幸亏有法国国王的仁慈或冷淡，他不想再赢得一场胜利，同教会订立一
份和约，即可让他满足。

一般而言，要塞弊多利少

应当指出，修建要塞是为了保护自己抵御敌人，或是
为了使自己不臣服于别人。就前一个目的而言，它们完全没有必要，对
于第二个目的来说，它们是有害的。先来说说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有害
的理由吧，我认为，君主害怕臣服于别人，或共和国害怕叛乱，首先是
因为臣民对其怀有仇恨，仇恨是来自恶劣的行为，而恶劣的行为来源有
二 ，一是以为单凭武力就能控制他们，二是统治者欠缺精明的头脑。他
们相信能够以武力对付臣民，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附近拥有要塞
引起仇恨的虐待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或共和国拥有要
塞 ，若这一点属实，则其弊害远大于益处。首先，一如前述，它使你对
自己的臣民更加芸肆无忌惮、更加残暴。如此一来，他们便再无安全可言,
此时你就会相信，除非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不然的话用来控制他们的所
有军队和暴力都是无效的：像罗马人那样，随时能把一支精良的军队投
入战斗，或者把他们遣散、消灭他们、瓦解他们、让他们陷入不和，再也
无法聚集起来伤害你。你若让他们变成穷光蛋，“被褫夺者仍有双臂,
你若解除他们的武装， “愤怒出勇士”；如果你杀死他们的首领，再去
伤害另一些人，那么还会有新的首领崛起，就像妖怪海德拉的情况一样
如果你修筑要塞，它在太平时期还有些用处，它能让你对他们作恶时更
加胆大妄为。但在战乱时它毫无用处，因为它会遭到敌人或臣民的攻击,
它不可能抵挡住他们。就算它不是全无用处，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火
炮 ）就像前面说过的，一个没有退守工事的狭小地盘，也不可能挡住
那些暴怒的人。

我打算更详尽地谈谈这个问题。姑且假设你是一位君主，打算用这 
些要塞去控制你的市民，或者 ，假设你是君主或共和国，打算用它们来
控制在征战中夺取的城市。我打算先给君主进言，我要告诉他，正像前
面说过的，就控制公民而言，最没有用处的就是这种要塞。它使你更加
肆无忌惮地压迫他们。这种压迫使他们恨不得你灭亡，让他们怒火中烧,
以至于要塞—— 它正是那奇耻大辱的原因啊—— 也救不了你。聪明仁慈
的君主，为使自己保持仁政，不种下使其子嗣变成暴君的祸根，切不可
修筑要塞。这样他们便不能依靠要塞，而要依靠人们的爱戴。米兰大公
弗兰西斯科•斯福尔扎伯爵，被人尊为聪明的君主，却在米兰建了一座要
塞 。我要说 ，就此事而言，他配不上聪明二字。后来的结果证明，这座
要塞给他的子嗣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伤害。他们认为，有了要塞的保
护 ，他们在侵害其公民和臣民时仍可享有安全，于是他们再不也吝惜暴
力。世人对他们的仇恨无以复加，结果是一有来犯之敌，他们便丢掉了
自己的国家。那座要塞在战争中未能保护他们，对他们毫无用处，而在
和平时期，却对他们极为有害。倘若他们没有这座要塞，倘若他们因为
不够精明而残暴地对待自己的公民，他们也许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及时
收敛自己的行为。假如不是既有要塞又有充满敌意的臣民，而是没有要
塞却有爱戴他们的臣民，他们后来也许更有勇气抵抗法国人的进攻。要
塞不会给你提供任何帮助，这或是因为守卫者的不忠，或是因为进攻者
的凶猛，或是因为饥馁。如果你想让它对你有所帮助，利用它来收复失
去的国家，你必须拥有一支能向那些把你赶出来的人发动进攻的军队；
假如你有这样的军队，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收复国家，即使那儿没有要
塞;如果你没有因为拥有要塞而趾高气扬地虐待人们，从而使他们更爱
戴你，那你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了。从米兰要塞的经验即可明白这一点，
无论对于斯福尔扎还是法国人，无论它被转移到谁手里，都没有发挥任
何作用。相反，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使他们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
有了这座要塞，他们便不再思考维护国家更为可靠的方式。

至于修筑要塞是为了抵御外敌，我认为，对于拥有精兵的人民或王国，
它是不必要的，对于那些没有精兵的人民和王国，则是毫无用处的。 
拥有精兵，没有要塞也可自卫，没有精兵，有要塞也无以自保。
看看那些在治理和其他事务上素称优异的人，例如罗马人和斯巴达人，即可认清这一点。
罗马人不建要塞，斯巴达人不仅不建要塞，甚至不允许他们的城市修筑城墙，
因为他们希望以每个人的品德，而不是别的防务手段， 来捍卫自身。
有个雅典人曾问斯巴达人，是否觉得雅典的城墙很漂亮。 
这人回答说：“如果城里住的全是女人，那倒是很漂亮。”所以说，拥有精兵良将的君主，
若是在其国家边境的海岸上也有要塞，能够在他控制住局势之前抵抗数日.
那么它们有时还算有些用处，但它们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如果君主没有精兵，就算他有遍布全国或边境的要塞,也是有害无益的。
称其有害，是因为他很容易失去它们，而一旦失去,
它们就能被用来向你开战。如果它们坚不可摧，敌人就会绕开它们，使
它们形同虚设。对于优秀的军队来说，除非他们遇到极顽强的抵抗，他
们总会进入敌人的国土，不会在乎他们能够绕开的城镇或要塞，这种事
既见于古史，也见于弗朗西斯科•马里亚，他在不久前攻打乌尔比诺时,
就毫不迟疑地绕开了敌人的十座城镇。因此拥有精兵的君主，即使不建
要塞也能有所作为;君主如果没有精兵，那也不应当建要塞。他应当加
固自己的城市，使其供应充足，市民严阵以待，能够抵挡敌人的进攻直
到签订一份和约或有外援来解救他。其他任何计划，平时是破费钱财,
战时则毫无用处。能够听我劝告的人都会明白，既然罗马人在其他事情
上很有智意，那么他们对拉丁人和普里维内人的裁判也很精明，他们没
有想过什么要塞，而是以更出色更聪明的方式对付他们。

攻打一座陷入分裂的城市，利用其分裂去夺取它，是自相矛盾的策略

在罗马共和国内部，平民和贵族之间有许多纷争，韦伊人，还有埃
特鲁利亚人，以为他们可以利用这种纷争除掉罗马。他们组建了一支军
队 ，向罗马境内大举进攻，元老院派盖乌斯•曼尼利乌斯和马库斯•法比
乌斯前去迎敌。当他们率兵接近韦伊人的军队时，韦伊人既没有停止进
攻 ，也没有停止谩骂亍对罗马人极尽冒犯谴责之能事。他们的态度粗鲁
傲慢1=] 至极，使本来不和的罗马人同仇敌忤投入战斗，打垮了敌人，获得
了胜利。⑴因此正如我们前面所说⑵，人们在采纳政策时很容易自欺，
他们经常自以为能够获得他们失去的东西。韦伊人以为，攻打陷入内订
的罗马人，就能征服他们。这种攻击却成了罗马人团结和他们失败的诱
因。共和国纷争的原因，通常都是懒散与和平；团结的原因则是忧患与
战争。假如韦伊人还够聪明，他们越是看到罗马人闹矛盾，就越不该和
他们打仗，而是应当以和平的手段打垮他们，其方式就是争取得到陷入
内订的城市的信任，作为中间人周旋于各派之间，直到他们相互大打出
手 。当他们打起来时，慢慢地给予较弱的一方以支持，使他们打得更长
久 ，让他们自我消耗；纵然你有千军万马，也别让他们担心你要来攻打
他们，成为他们的统治者。只要这事处理得当，你总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如我在谈到另一个话题时所说，佛罗伦萨共和 5S降服皮斯托亚城,
就是完全采用了这种手法。当它陷入纷争时，佛罗伦萨人一会儿支持这
一方，一会儿又偏向另一方，他们做的得心应手，双方都没有表示不满,
直到双方都厌倦了骚乱不已的生活，心甘情愿地投入佛罗伦萨的怀抱。
锡耶纳城从未因为佛罗伦萨人的支持而改变自己的状态，除非这种支持
既弱又少。因为当这种支持强大而充满活力时，反而使该城团结一致,
共同捍卫自身的统治。我想给以上所言再补充一个例子：米兰大公菲利
波•维孔康蒂经常向佛罗伦萨人开战，他以他们的不和为依据作出判断,
然而他总是以失败告终，所以他不得不悲伤地说道，佛罗伦萨人行为古
怪 ，让他白白丢掉了两百万金币。

因此，如前所述，韦伊人和托斯卡纳人就是受到这种看法的蒙骗， 
终于在一次战役中被罗马人打垮的。那些相信用这种方式能够打垮一个
民部族的人，将来还会被它所骗。

谤言和虐待只会产生仇恨,没有任何益处

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之一，是避免以言辞威胁或伤害别人。因为
这两种做法不会削弱敌人的实力；这种威胁使他更加戒备，这种伤害使
他更加恨你，更加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从前面提到的韦伊人的经历中，
便可明白这一点。他们不但向罗马人开战，还施以辱骂的言辞，凡是精
明的将领，都应让士兵远离这种蠢事，它丝毫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反
而会使其恼羞成怒，倾其全力对你进行报复。亚细亚发生过一个著名的
事例。波斯将领贾巴德斯在阿米达城外的军营里呆了一段时间，他对单
调乏味的围城感到厌倦，于是决定撤走。当他拆除兵营时，城里的人立
刻跑到城墙上，他们为胜利而洋洋得意，肆意羞辱和谩骂敌人的懦弱。
这令贾巴德斯大怒，他改变了主意，又开始围城 。这种伤害带来的愤怒
如此强烈，没用几天工夫，他便攻下该城，把它洗劫一空。韦伊人也有
这样的遭遇，如前所述，他们不满足于讨伐罗马人.还谩骂罗马人，他
们在军营的栅栏前对罗马人恶语相向，用言辞而不是武装使罗马人怒不
可遏。本来不想打仗的士兵，也要求执政官开战，结果一如前述，韦伊
人为自己的狂傲不羁受到了惩罚，军队的优秀首领和共和国的优秀统治
者 ，应当利用一切适当的手段，防止他的城市或军队，不管在内部还是
针对敌人，采取这种恶语伤人的做法。用来对付敌人，就会造成上述弊
端'用来对付自己人，假如没有精明的人像一贯做的那样予以阻止，后
果将更加糟糕。就像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的那样，留在卡普阿的罗马军团
密谋反对卡普阿人，在瓦勒里乌斯•科维努斯平息了这种密谋引起的暴乱
后 ，他们所制定的规章中便有这样一条：对于因这次暴乱而谩骂士兵的
人将给予严惩。在同汉尼拔作战时，格拉古受命统率一批因缺少人手而
被武装起来的罗马奴隶。在他最初下达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条：因士兵的
奴隶身份而辱骂他们的人，将被处以极刑。一如前述，罗马人极重视有
害的事情，诽谤或辱骂别人即属此列，因为让人怒火中烧或使其怒上加
怒的，莫过于这种做法，无论你是当真还是开玩笑。 “尖刻的取笑，即使
非常符合事实，也会让人刻骨铭心了。

精明的君主或共和国应做好征战的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足，经常会遭受损失

敌人恶语相向的做法，常常是来自于胜利，或胜利的错觉导致的傲
慢 。这种错觉不仅让人胡言乱语，而且使其举止失当。有了这种错觉，
人们就会忘乎所以，得寸进尺，使肯定能够得到好处的机会也失之交臂。
人们时常因为这种自欺而损害自己的国家，故有必要考虑一下它的限度。
我认为，应当用一些古代和现代的具体事例加以证明，因为单凭推理不
足以使其显而易见。汉尼拔在坎尼打败罗马人后，派了一名信使去迦太
基报捷并要求补给。那儿的元老院为此事展开辩论，一位年长而精明的
迦太基公民汉诺建议，应当明智地利用这一胜利同罗马人讲和，因为我
们既已获胜，便可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不应等到下次失败后再去讲和。
因为迦太基人的意图是向罗马人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作战，在
战胜他们之后，不应当为了希冀更大的胜利而错失良机。这一看法未被
采纳，当后来机会已失，迦太基元老院才对那种明智的意见恍然大悟。

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整个东方，提尔共和国（当时它是个高贵而强大
的城市，因为它像威尼斯一样，坐落于海上）看到亚历山大的赫赫战绩,
便向他派出一名信使，告诉他说，他们希望成为他的仆人，像他希望的
那样服从于他，但他们不想让他本人或他的军队开进城市。整个世界
都向他敞开了大门，这个城市居然要把他拒之门外，这让亚历山大勃然
大怒。他拒绝了他们，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并在城外扎营筑寨。这座
城市位于海上，守城所必需的供应和军需十分充足。四个月后亚历山大
认识到，他在获取别的东西时，从未像这座高傲的城市那样，让他付出
如此多的时间，于是他决定尝试讲和，答应他们原来提出的要求。提尔
人却居功自傲，不仅不想接受他的和约，还杀死了那些前来讲和的人。
亚历山大为之大怒，他率领大军猛攻，终于把它拿下。他把这座城市夷
为平地，城里的人不是被杀，就是变成了奴隶。

对公众或私人受到的损害不予报复,会给君主或共和国带来危险

有一个最生动、最真实的例子可以证明此点。在亚历山大之父、马
其顿国王菲利普的宫廷里，有一位高贵英俊的青年保萨尼亚斯。菲利普
的贴身亲信之一阿塔卢斯喜欢上了他，经常试图让他委身于自己。看到
他对此很反感，便想软硬兼施，让他别无选择。他举办了一场节日庆宴,
请保萨尼亚斯和另一些青年贵族前来赴宴。当人们都喝得酩酊大醉后,
他把保萨尼亚斯捆了起来，不但用暴力满足了自己的色欲，还让好多人
以类似的方式羞辱他。保萨尼亚斯经常为这次伤害向菲利普诉苦，他让
这个年轻人抱着他会为其报仇的希望，然而他不但没有报复阿塔卢斯，
反而任命他担任了一个希腊行省的总督。保萨尼亚斯看到自己的仇敌非
但没有受罚，反而得到奖赏，他的愤怒便不再针对加害于自己的人，而
是转向没有为他报仇的菲利普。在菲利普的女儿—— 他把她嫁给了伊庇
鲁斯的亚历山大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 ，当菲利普由两位亚历山
大—— 他的儿子和女婿—— 陪伴于左右，走进神庙参加庆典时，保萨尼
亚斯将他刺杀。这个例子十分类似于罗马人的遭遇，值得每个统治者引
以为鉴。他切不可小看每一个人，以为即使他的伤害登峰造极，受害者
也不会不顾一切地予以报复。

信任被放逐的人有多么危险

谈一谈信任被祖国放逐的人是多么危险，在我看来不算是题外话,
因为掌握着国家的人每天都干这种事情，尤其是因为提图斯•李维在他的
史籍中，讲过一个同他的旨趣不合，但令人难忘的事例。当亚历山大大
帝率军进入亚细亚时，他的妹夫和堂叔、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遭到
驱逐的卢卡人的请求下，率军进入了意大利。因为这些人给了他这样的
希 望 ：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能夺取整个地区。他怀着这样的信任和希望
开进意大利，却被这些人杀死了，因为他们的同胞曾向他们许诺，只要
他们能够杀死他，即可重返家 。 所以应当讨论一下，那些被剥夺家园
的人，他们的信用和承诺是多么靠不住。就信用而言，只要他们不必依
靠你的帮助也能重返家园，他们就会离你而去，另附高枝，不管他们给
你许下过什么诺言。至于空泛的承诺和愿望，既然他们回家的愿望极为
强烈，自然会相信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并且对其添油加醋地加以粉饰。
在他们相信的事情和他们自称相信的事情之间，他们会用你去填充空白,
他们希望你一旦处在这个位置，就会为他们白白花钱，或是承担起一项
将会使你遭殃的事业。

《1517论李维3》

如果被剥夺王位的人仍然在世,身居王位的君主也不得安宁

塔尔昆•普里斯库斯因为安库斯的儿子而遇害，以及塞尔维乌斯•图
利乌斯被“高傲者”塔尔昆处死，都表明了夺取一个人的王国而留下其性
命是多么危险，虽然可以通过赔偿把他争取过来。塔尔昆•普里斯库斯自
欺欺人，他觉得自己是合法地拥有王国，因为那是人民授予他的，并且
得到了元老院的承认。他没有想到安库斯的儿子们是多么愤怒，即使能
让整个罗马满足的东西，也不会使他们安心。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也自
欺欺人，他以为能够通过新的补偿，把塔尔昆的儿子争取过来。就前者
而言，每一个君主应当汲取的警示是，只要被剥夺了王国的人依然在世，
他便不可能安享王位。就后者而言，他能够使每一个当政者记住，新的
心惠无法弥合旧的创痛，新的恩惠越少，弥合创痛的作用也就越弱。塔
尔昆的儿子们认为自己应当是图利乌斯的君王，他却极为不智地认为，
他们会甘心做他的女婿。这种复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不但觊觎王国的
人这样想，而且无此念头的人也这样认为，例如小塔尔昆之妻、塞尔维
乌斯的女儿。她在这种愤怒的驱使下，全然不顾孝道，怂恿丈夫跟自己
的父亲作对，夺他的性命和王国—— 她更看重王后的头衔，而不是公主
的名分。如果说，塔尔昆•普里斯库斯和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丢掉王国,
是因为他们不晓得如何对付那些被他们箓位的人，“高傲者”塔尔昆丢
掉自己的王国，则是因为他没有遵从古代国王的体制。

论阴谋

让我言归正传，先谈谈阴谋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搞阴谋，
不是针对自己的祖国，就是针对某个君主。出于某种原因而把城市出卖
给围城者的阴谋，或类似的名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少，所以这里还
是先来谈谈针对君主的阴谋吧。我们先来检讨一下它的起因。这方面的
原因不少，但其中的一宗，比其他任何原因都重要，即民众的憎恨。可
以合乎情理地说，假如君主搞得民怨沸腾，其中总会有些个人受其伤害
尤深，他们要为自己报仇雪恨。看到君主受到普遍厌恶，他们这种欲望
就会更加强烈。因此，君主应当避免这种私人的怨愤，至于避免的方式，
我在别处已讨论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他在对付这种私人的仇恨时，单
纯的侵害不会给他带来多少麻烦。首先，对伤害看得极重，不惜冒极大
的风险进行报复，这种人还是很罕见的。其次，就算他们既有胆量也有
能力这样做，如果他们看到君主享有普遍的爱戴，也会因此而裹足不前。
所谓的伤害，一定是对财产、肉体或名誉的侵害。其中对肉体的伤害比
处死还危险⑷，其实要危险得多一处死没有多少危险。死人不能算计如
何报仇雪恨，活着的人却会对你耿耿于怀。不过，那些被逼上绝路、不
采取行动就要遭灾的人，会成为对君主极为危险的人。我们在适当的地
方 ，还会具体讨论这一点。除此之外，对财产和名誉这两样东西的侵害，
要比其他任何侵害更为严重，君主对此要有所戒备，因为他不可能把人
剥夺得一贫如洗，连一把复仇的匕首也剩不下；他也不可能把人羞辱得
如此彻底，使他彻底丧失了复仇的勇气。在对人的羞辱中，又以事关女
人的羞辱为最，其次为贬损人格。正是这个原因，使保萨尼亚斯拿起武
器反抗马其顿的菲利普，使许多人用武力反抗许多君主。在我们这个时
代 ，朱利奥•贝兰蒂如果不是因为锡耶纳的专制者潘多尔佛先把女儿许配
给他，后又把她叫走，他是不会谋害后者的。帕齐家族要谋害梅迪奇的最
大原因是乔万尼•邦洛美的遗产，他一道命令便从他们手里夺走了。人们
谋害君主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个很重大的原因，即他们要让被他霸占的
祖国获得自由。正是这个原因，使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反对恺撒，使其
他许多人反对法拉里斯、狄奥尼修斯和众多篡夺其祖国的人。暴君
们无法防范这种情绪，除非他们放弃专制统治。不过还从未见到有人这
样做过，所以他们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于是才有了尤维纳利斯的诗句：

到刻瑞斯那儿做养子的君主，
有几个不是死于非命或伤痕累累？
去那儿的暴君，又有几个死得清白？ 

如前所述，阴谋带来的危险可谓大矣，因为它随时有可能发生。无
论预谋、实施还是完成之后，随时都会面对危险。搞阴谋的或是一人，
或是多人，如果只有一人，则不宜称为阴谋，只能算是一种刺杀君主的
坚定决心.它缺少阴谋招致的三种危险之一：在实施阴谋之前不存在危
险 ，因为无人知晓他的秘密，他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计划传到君主的耳朵
里 。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贵族还是
贱民、君主的亲信还是外人，凡是有机会同他交谈的人，都能办到；凡
是君主允许同自己交谈的人，都会使其勇气倍增。前面提到的保萨尼亚
斯杀死马其顿的菲利普时，后者在儿子和女婿的陪伴下走进神庙,
还有1000名 士兵，然而他是贵族，也是君主的熟人。曾经有个贫贱的西
班牙人向国王斐迪南的脖颈上刺了一刀，虽未置国王于死地，但从这事
可以看到，他既有勇气也有机会干这种事情。一个托钵僧，即土耳其人的教士，
曾用弯刀砍向现代土耳其人之父巴热泽，虽然没有伤着他,
却显示出当他打算做这件事时，他是既有勇气也有机会的。明我相信,
很多人只要有这样的愿望，便也具备这样的勇气, 为这种愿望并不会
招致惩罚或危险，不过做这种事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凡是做这种事的人,
在行动中几乎没有不被杀死的，那么谁还愿做这种必死无疑的事情呢?
不过，我们还是放下这些个人的愿望，谈谈众人的阴谋吧。

窃以为，从史册中可知，搞阴谋者要么是大人物，要么就是特别熟
悉君主的人。网至于另一些人，他们要么丧心病狂，要么没有搞阴谋的
能力。势单力薄的人，或不认识君主的人，完全缺少实施阴谋的念头和
机会。首 先 ，势单力薄的人找不到能够对他抱有信心的同伙，如果没有
使人甘愿铤而走险的成功机会，谁也不会同意参与这种事情。所以，他
们一旦增至二三人，就会有告密者把他们毁掉。即使他们中间侥幸没有
出现告密者，在实施时也会面对重重困难，他们没有接近君主的机会,
很可能在实施阴谋之前便已遭受灭顶之灾。很容易接近君主的大人物,
尚且被下面就要讲到的困难打垮，何况这些面对无数困难的人呢？人们
总是顾虑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他们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就会明哲保身，
他们对君主厌恶至极时，也只会骂他几句，静待品质比他们更卓越的人
进行报复。即使这种人打算搞点什么名堂，虽然他们的用意可嘉，其精
明却不足挂齿。因此人们看到，搞阴谋的都是大人物或君主的熟人。至
于他们搞阴谋的动机，贪图利益不亚于受到的伤害，例如佩林尼乌斯针对
孔莫杜斯、普劳蒂亚努斯针对塞弗儒斯和塞扬努斯针对提比略
的阴谋。这些人的君王给他们高官厚禄，他们的势力臻于完美，除了国家之外，
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缺，然而他们连国家也要搞到手，所以才想
谋害君主。他们的阴谋的结局，也同他们的忘恩负义正相匹配。较晚近
的雅各布•德•阿皮亚诺反对比萨君主莫塞尔•皮埃罗•甘巴科里的阴谋倒
是得逞了。雅各布得到君主的提拔、供养和敬重，却被他篡夺了国家"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波拉对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搞的阴谋也属此类。科
波拉的地位如此显赫，除了王国之外，他应有尽有，只因想要篡夺国家,
才丢了自己的性命，如果说，大人物对君主搞阴谋可以有一个好结局,
那就应当是他了，因为搞阴谋的甚至可以说是另一位君主，他有很多得
逞的机会。但 是 ，使他丧失理智的对统治权的贪婪，使他在搞阴谋时头
脑错乱。假如他们在作恶时谨慎行事，则他们不成功都难。所以说，打
算防范阴谋的君主，更需当心的，是那些他给予太多恩宠的人，而不是
受他伤害甚多的人，因为后者机会无多，前者却有大量的机会。搞阴
谋的念头也是如此，因为统治的欲望不亚于、甚至强于复仇的欲望。故
而他们不应给予亲信太多的权力，以便让他们和君位保持一定距离，不
使他们有非分之想。不过，还是让我言归正传吧。

既然搞阴谋者都是显贵，很容易接近君主，所以必须讨论一下他们
的阴谋历来得到的后果，搞清楚其幸运或不幸的原因。我说过，阴谋的
危险存在于三个阶段：预谋、实施和实施之后。能够善始善终者寥寥无
几 ，因为几乎不可能幸运地通过全部这三个阶段，先来看看预谋的危险
吧 ，这一点十分重要。在策划阴谋时，为了不走漏风声，既要万分谨慎,
又要有极好的运气。阴谋的败露，不是因为告密，就是因为被人看破。
告密之发生，源于你的知情人缺少信心或不够谨慎。缺少信心之易于发
生 ，则是因为除了可靠的人、爱戴你或痛恨君主而甘愿铤而走险的人，
你不能把它告诉任何人。可靠的人也许能找到三两个，但你若想找到更
多的帮手，就难以如愿了。其次，即使在他们看来惩罚的危险以及对它
的畏惧不那么大，也需要他们对你十分爱戴。再次，对于别人是否爱戴
自己，人们往往作出错误的判断，除非加以验证，你无法让自己放心，
而验证这种事情是极其危险的。就算你用其他危险的事情验证了他们的
忠诚，你也不能用这种忠诚来衡量这件事，因为它大大超过了另一些危
险。假如你用一个人对君主的不满去衡量他的忠诚，你很容易使自己上
当受骗。一旦你把能让他满意的事情交给他，那么为了维持他的忠诚，
需要他对君主恨之入骨，或者你必须对他拥有巨大的权势。

许多［阴谋］一开始就败露并被粉碎，都是因此而发生。一个人能在
众人中间长期保密，不啻是一项奇迹，例如皮索反对尼禄的阴谋口，以
及我们这个时代帕齐家族反对梅迪奇家族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的阴谋。
知道这些阴谋的不下五十人，居然在实施之前一直没有走漏风声。至于
因失之谨慎而败露的情况，这或是由于搞阴谋的人不小心说漏了嘴，被奴
隶或外人听到，例如布鲁图斯的儿子遇到的情况，他们在同塔尔昆的使臣
策划阴谋时，被一个奴隶听到并告发了他们，或是因为轻率地告诉了你所
钟爱的女人、孩子或某个冒失鬼，例如迪姆努斯。他同菲洛塔斯合谋反对
亚历山大大帝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所宠爱的娈童尼可马舒斯。这男孩
立刻把它告诉了自己的兄果塞巴里努斯，后者又转告了国王疽2幻至于被识
破的事例，有皮索反对尼禄的阴谋。密谋者之一斯凯维努斯在行刺尼禄
的前一天立下遗嘱，又让获得自由的奴隶米利库斯为他磨快一把生锈的
旧匕首，他还解放了他的全部奴隶，发给他们钱财；备好了包扎伤口的
绷带。斯凯维努斯和另一个密谋者纳塔利斯被抓了起来，因为在此之前，
总能看到他们长时间私下里交谈。他们在交代此事时，两个人说法不一,
于是只好供出实情。阴谋既已败露，所有阴谋家也一一落网。

完全避开这些阴谋败露的原因是不可能的。只要被捕的不止一人,
就不可能不露馅，因为两个人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口径一致。倘若只
有一人被捕，他又十分坚毅顽强，则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勇气为阴谋家保
守秘密。不过，那些阴谋家也必须如他一般坚强，稳住阵脚，不因逃跑
而暴露自己。只要有人乱了方寸，无论他是否被捕，都会使阴谋败露。
提图斯•李维讲述过反对叙拉古国王锡耶罗尼姆斯的阴谋，而这个例子是
十分罕见的。密谋者之一泰奥多勒斯德行超群，他被捕后，对于谁是密
谋者守口如瓶，反而控告国王的亲信。另外，其他密谋者也对泰奥多勒
斯的德行给予极大的信任，没有人逃离叙拉古，或表现出丝毫的畏缩。
这才使策划阴谋者在实施阴谋前躲过了所有这些风险；假如有人想躲过
它们，也只能利用这些办法。首要的正确做法—— 其实，不如说是惟一
正确的做法—— 是，切莫让密谋者有时间去告发你，不要在付诸行动之
前 ，而要在动手时再告诉他们。这样做的人既可避免实施时的危险，而
且大多数时候也避免了另一些危险，肯定能获得幸运的结局。任何谨慎
的人都有机会以这种方式来管束自己。我想，用两个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也就足够了。

把事情透露给一个人有两方面的危险。
其一，他有确凿的证据指控你，其二，由于猜疑，或是由于
他的某种迹象，把他抓起来以后，他的罪名坐实并受到惩罚的逼迫，因
而告发你。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补救的办法。譬如你可以矢口
否认，声称他对你怀恨在心，或者说那是他被逼无奈之下的谎言。所以，
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事情告诉任何人，即使必须告诉别人，也不要超过
一个人。尽管这样做比较危险，也要比告诉很多人的危险小得多。

另一种情况与此类似，即你看到君主有可能对你下手，所以你只好
对他下手。这时你除了思考如何自保，没有时间顾及其他。这种迫不得
已的局面，几乎总是以可取的结局收场。我想举两个例子，便足以证明
这一点。孔莫杜斯皇帝任命勒图斯和埃勒图斯担任他的御林军首领，使
他们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亲信；他让玛尔茜娅成为最受宠爱的妃子或
情人。他们经常因为他玷污自己的人格和国家的做法而谴责他，于是他
决定把他们通通干掉。他把玛尔茜娅、勒图斯、埃勒图斯以及他打算明
天晚上处死的另一些人写进一张名单，把它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他去
洗澡时，他的一个娈童来到他的房间在床上嬉戏，看到了那张名单。他
拿着走到外边，恰好遇上玛尔茜娅。她从他手里拿过那张名单，看到上
面的内容后，匆忙去找勒图斯和埃勒图斯。这三人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危
险，便决定先发制人。他们没有拖延时间，第二天夜里便把孔莫杜斯干
掉了。

君主的威严，或行动者本人的懦弱，都会使行动者丧失勇气。君主
的仪表威严庄重，很容易让他们打怵。明图尼人抓住马略后，派一个奴
隶把他处死。这人慑于他的仪表和名声，变得懦弱不堪，完全丧失了杀
死他的能力。叫一个被厄运击败、五花大绑的囚徒，尚且有这样的力量，
一个侍从如云、仪仗宏大、气派非凡并且自由自在的君主，他的威力之
大 ，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气派足以吓倒你，或者说，一句亲切的问
候 ，就能使你意志消沉。有人想谋杀色雷斯国王西塔尔塞斯，他们定下
动手的日期，聚集在事先选好的地点，但是君主来了以后，他们谁也没
有动手。他们无所作为地离去，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在阻止着他们，
只好相互指责。他们多次犯下这种错误，在阴谋败露后，他们为自己能
够做却不愿做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费拉拉大公阿方索的两个兄弟要
谋害他，他们利用大公的牧师和诵经师当他们的线人。他在他们的请求
下 ，多次把大公带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有机会杀死他，可是他们谁也不
敢下手。事情败露后，他们为自己的拙劣和不智而受到了惩罚。这种
粗率的表现，只能是因为君主的仪表吓住了他们，或君主的仁慈让他们
自惭形秽。在这种行动中，疏忽或错误来自于缺少理智或勇气。因为是
这两样东西主宰着你的行动，若是因为头脑混乱而失去它们，你的言谈
举止，就会同应有的表现截然相反。

从自由变为奴役，或从奴役变为自由,何以有时不流血，有时腥风血雨

人们也许会奇怪，发生过许多从自由生活到专制，或从专制到自由
生活的变化，何以有些变化不流血，有些变化却是腥风血雨呢？因为从
史书中可知，相似的变化，有时死人无数，有时无人受伤。罗马从君王
制改行任命执政官时，除了塔尔昆被放逐，无人受到迫害。此事取决于
这样一个因素：发生变革的国家，是否以暴力起家。如果它是以暴力起
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迫害，当它后来覆灭时，受迫害者便要进行报复。
众多的流血与死亡，便是因这种报复欲而发生。如果国家起源于使其强
盛的民众的一致同意，那么当它覆灭时，除了首领以外，这个集体没有
理由迫害任何人.驱逐了塔尔昆的罗马，以及梅迪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
萨，都属于这一类国家，后者在1494年覆灭时，除了统治者以外，没有其
他人受到迫害。这种变化没有多少危险，而那些复仇者作出的改变则极
为危险，不要说参与这种事，只去读读它们，也会让人心惊肉跳。史书
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就不劳我赘述吧。

真正的德行只在危难之时显现;太平时代的得势者不是贤达，而是富贵门第

在太平岁月，共和国对伟人奇才视而不见，过去如此，今后仍将如
此。在这样的时代，许多公民嫉妒他们因自己的德行而获得的威望，不
想和他们平起平坐，而是要充当他们的上司。希腊史家修昔底德有很多
这方面的言述。他指出，当雅典共和国在伯罗奔尼萨战争中达到鼎盛时，
它打掉了斯巴达人的傲气，几乎让整个希腊拜倒在自己脚下。这时它的
声望如日中天，便想趁机攻占西西里。这项事业在雅典人中间引起争议，
亚西比德和另一些公民想成为这项事业的首领，他们主张采取行动，就
像那些不考虑公益的人一样，他们只想为自己博取功名。尼酉亚斯，雅
典人中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反对这一计划。在向人民发表演说时，他
为了使人民信任自己而提出的最重大理由是：他主张不开战，也就是在
主张他可以无所作为。因为他知道，生活在太平岁月的雅典人，想抢他
风头的公民不计其数：一旦开战，没有哪个公民能超过他或和他平起平
坐。

可见，太平时期的共和国，有着不尊重俊杰的弊病。使他们愤怒的
原因有二：其一，他们看到自己得不到官职；其二，他们看到一些品质
还不如他们的平庸之辈成为他们的同僚和上司。共和国的这种弊病造成
了很多祸害，那些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的公民，会把太平岁月
视为他们这种遭遇的原因，于是就会竭力打破这种局面，用发动新的战
争来伤害共和国。在思考补救之道时，我想到了两条：一是维持公民的
贫困，这样他们便无法置德行于不顾，用财富去腐化自己和别人。二是
备战，以便总是可以发动战争，让杰出的公民总有用武之地，就像早期
的罗马人那样。军队总是呆在城外，人的德行便有了容身之地，名分也
能各得其所，不会把它们从有资格的人那儿拿走，送给不配享有的人。
其实，即使［罗马共和国］有时是因为过失或尝试而这样做，从而很快引
起混乱和危险，也能使它立刻重返正轨。但是，没有这种处事能力、不
到万不得已不征战的共和国，就无法防范这种弊病了。其实，它们总会
陷入这种弊病，如果被忽视的优秀公民既愤愤不平，又在城里具有一定
的威望和关系网，那就总会引起混乱。

人民犯罪的根源在于君主

君主不应抱怨他所统治的人民犯下的罪行，因为这种罪行不是来自 
他的疏忽大意，就是因为他的诸如此类的过失。看看我们这个时代那些
四处抢掠和犯下类似罪行的人民，就可以明白，这完全是和他们有着相
同品质的统治者造成的。在统治罗马格纳的领主们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除掉之前，他们堪称恶贯满盈的楷模，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一桩小事
就能导致严重的烧杀抢掠。它们来自君主的邪恶，而不是像人们常说的
那 样 ，来自人的恶劣本性。那些君主财富无多，又想活得像富豪一样，
他们只好以各种方式巧取豪夺。他们采用的不讲信义的方式之一，便是
先制定法律，禁止某些行为，然后又率先给人们提供践踏法律的理由。
他们从不惩罚违法者，除非他们后来看到类似的偏见大量涌现。这时他
们才着手进行处罚，但不是出于对既定法律的尊重，而是因为他们贪心
不改，想从罪犯手里聚敛钱财。由此导致了无数的弊端，而首当其冲的
弊端就是：人民变得贫困潦倒，却没有改邪归正，变穷的人竭力去压制
那些比他们势力更小的人。因此，所有上述弊端的产生，根源都在于君
主。提图斯•李维讲述的一件事便说明了这个道理：当罗马使者把得自韦
伊人的战利品献给阿波罗时，遭到西西里的利帕里海盗的劫持。他们被
带到城里，君主提马西托斯了解到这些礼品的性质、去向和送礼的人。
他虽然生在利帕里，却把自己视为罗马人。他向众人说明了抢劫这种礼
品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在获得众人同意后，他允许他们带着全部货物离
去。史家的原话如下： “民众总是和统治者一样，提马西托斯让民众充满
了虔诚心。”洛伦佐•德•梅迪奇在肯定这一判断时说：

上有所为，下必效焉，
因为人人都盯着君主。

什么样的名望、言辞和看法使人民支持一个公民; 他们在任命行政长官时,是否比君主更高明

我认为, 人民在分配官职时所依据的, 是公众对一个人的议论和他 
在他们中间的名声，即使他的功绩不为人知，或是一些有关他的先入之
见。造成这两种情况的，要么是这样一个事实，假如父亲是俊杰，对城
市多有贡献，人们便相信儿子也跟他差不多，直到他们依据他的表现认
识到情况相反，要么就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议论。最好的办法是结交作风
正派、行事严谨、人人视为精明的人。因为一个人结交的朋友最能说明
问题，与诚实的人交友，理应得到好名声，因为不相类者，也不可能有
交情。或 者 ，在公众中的名声，是因某种不同寻常、令人瞩目的行为而
获 得 ，它也许是一桩私事，但为你带来了荣誉。这三种能在最初给个人
带来声望的事情，以最后一种最为有效.因为第一种父子关系，需要人
们去慢慢认识。假如他身上并不存在人们认为他具备的德行，则他会很
快被人忘却◎第二种办法，即以自己的实践博取名声，虽然优于第一种，
但远不及最后一种。 为在你没有让人看到你的某种特长之前，你的名
望只是建立在意见上，那是很容易消失的。第三种办法，即以事实和你
的行动作为基础，一开始就能使你名声雀起，哪怕你想毁掉它，也要做
好多相反的事情才行。因此，出生于共和国的人，应当采用这一办法,
从一开始就以不同寻常的行动为自己扬名。很多罗马人在年轻时就这样
做 ，或是颁布增进公益的法律，或是指控某个有权势的公民违法，或是
做一些肯定能引起议论的大事或新鲜事Q 不仅最初博取名望时必须这样
做 ，而且要持之以恒，增加其数量。若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像提图斯•曼
利乌斯那样，终其一生不懈于此。他以卓越的表现、不同寻常的手段保
护了自己的父亲，通过这种行动为自己赢得了最初的名望，在几年后，
他向那个法兰克人开战并杀死了他，夺取了他的金项链，从而为自己赢
得了 “托克图斯”这个名字。这还不够，他进入壮年之后将自己的儿子
处死 ，因为他未经允许便参战，尽管他打败了敌人。这三次行动为他带
来的名声，比任何凯旋或胜仗都多，使他在数百年里受到的称颂，不亚
于任何一个罗马人。其原因在于，就打胜仗而言，许多人和曼利乌斯不
相伯仲，可是在这些特殊的行动方面，他却没有对手或对手屈指可数。

还是让我回到开头的话题上来吧。我认为，最初人民授予某个公民
官职时，是以上述三条理由作为依据，这些依据都差强人意。后来 ，当
一个人的众多良好行为使他更加有名，人民的依据便更加充分，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乎不可能上当受骗.我只想谈谈最初授予人们的官
职的情况，这发生在通过可靠的经验了解了他们、他们从一种行动转向
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之前。人民所犯的错误，就像谬见和腐败一样,
总是少于君主。人民可能被一个人的名声、看法和行动所骗，对他的评
估高出他的实际。君主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的谋士会给他作出说
明和告诫。所以人民才召开大会，共和国的杰出缔造者建立了这种制度，
因为当他们为城市指定最高官员时，任命不称职的人是危险的。他们看
到民意所向有可能使不称职的人当政，便把官职向所有公民开放，让他
在公民大会上暴露其缺点，人民既然不会不了解他，也就能作出较佳的
判断了。罗马采用的这种方式，可以由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的演说加以
证实。他这一演说发表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在任命执政官时，人们
赞成任命提图斯•奥塔希利乌斯。法比乌斯认为在那一时刻他不适合担任
执政官，便声明反对他，并阐明了他不称职的理由。他由此使他失去了
这一官职，使人民转而支持比他更称职的人。可见，人民在选举行政长
官时，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某个人的最真实表现作出判断；如果他们能
像君主那样消息灵通，则他们比君主更少出错；希望得到人民支持的公
民，应像提图斯•曼利乌斯那样，用某种引人瞩目的行动为自己赢得这种
支持。

充当某种意见的首领有何危险;这种意见越是不同寻常，其危险就越大

在涉及众人的新事物上，充当首领是危险的，操作和落实它，以及 
在落实过程中维护它，也是困难的。这是个需要长篇大论的重要话题,
还是留待适当的时候再讨论吧。这里我只谈谈一些公民或君主的谋士
面对的危险，他们充当重大决策的领袖，使人们认为一切主意都是来自
他们。人们是根据结果去判断事物，所以它所带来的一切弊端，都会被
归咎于出主意的人，假如结果不错，他会得到嘉奖，但奖赏远不足以抵
消伤害。人 称 “大特克”的当世苏丹萨里姆，打算攻打叙利亚和埃及
（据来自那个地方的人说），他安插在波斯的一个帕夏则鼓动他攻打波
斯的沙。他被这一建议说动，率大军发动战争。他来到一片广袤的旷野,
那儿荒漠连绵，河流甚少，使他面对当年导致罗马军队失败的许多困难。
虽然他长于征战，还是被这些困难压垮，军队因饥饿和瘟疫而损失惨重。
他迁怒于建议者，将其杀死。可以看到，许多公民建议从事某项事业,
因结局不好而被流放。一些罗马公民在任命平民执政官这件事上充当首
领。率军征战的第一个平民执政官被打败，倘若赞成作出这一决定的派
别不是那么草率，建议者难免受到迫害。

故而可以断定，共和国和君主的谋士是处在两难之间：假如他们看
到对城市或君主有益的事情，却没有果断地进言，他们便是玩忽职守。
假如他们提出建议，他们有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和国家冒险，
因为人们习惯于根据结果判断优劣，不清楚这种建议究竟如何。在思考他们有何办
法避免这种危险时，只能采取中庸之道，不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去从事,
无论进言还是维护意见，都不要过于热情，要保持一定的分寸，除此之
外 ，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假如这样做，就算共和国或君主接受
了它，他们也是自愿接受的，不是因为你强求而被拖下水的。只要你这
样做了，君主或人民也就没有理由让你为自己的进言而受苦，因为那不
是违背众人的愿望而从事的事业 因为和众人作对要承担风险十一旦
结局很糟糕，你也会大祸临头。就此而言，假如有人打算违背众人的意
愿 ，建议有良好结局的事情，借此为自己争得荣耀，则以上做法有两点
好处 ：其一 ，它没有危险;其二，假如你不冷不热地建议某事，由于有
人反对，你的建议未被采纳，而别人的建议造成了某种灾祸，这会给你
带来极大的荣耀。从损失中获得的荣耀，对你的城市或君主来说, 固然
不是值得高兴的事，但人们仍会颇为看重它。


在这件事上，我认为只能给人们提供这样的告诫。若是劝他们守口
如 瓶 ，不要说出自己的看法，这对共和国或他们的君主都没有好处，也
不能为他们消灾祛难，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变得可疑。他们的遭遇，甚至
很可能和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的朋友一样。这位国王被保卢斯•埃米利乌
斯打败后，和几个朋友逃了出来。其中一入在回顾往事时，对佩尔修斯
说 ，他过去犯下的许多错误，铸成了今天的灾难。佩尔修斯正颜厉色道：
“你这个逆子！为何直到今天，在我穷途末路的时候，才给我说这些？”
说完后便亲手杀了他。他受到这种惩罚，正是因为他在本应说话时三缄
其口 ，在本应沉默时却开口说话，他没有因为不进言而摆脱危险.职是
之故，窃以为对于以上规则，当务必恪守之。

法兰克人为何在战斗开始时无比勇猛，后来却连女人都不如

法兰克人对于在阿尼奥河畔同他们作战的罗马人，全不放在眼里，
在同提图斯•曼利乌斯作战时也是如此。他们这种凶悍的精神，让我想
起提图斯•李维屡次说过的一句话：法兰克人在战斗开始时刚健无比，在
随后的战斗中变得连女人都不如。许多人在探究此事的缘由时，都认
为他们天性如此，我以为此说甚是。然而，正因为如此，对于这种最初
能让他们刚健勇猛的天性，却无法进行精心的调理，使他们的刚健勇猛
能维持到最后。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要说，军队有三种类型：一是凶悍而军纪严整
的军队—— 因为凶猛和德行来自于军纪严整，例如罗马人的军队。遍览
史册可知，他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体制，使其长期军纪严明。在军纪井
然的军队里，除非受到调遣，谁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此，罗马军队
堪称一切军队的楷模，没有执政官的命令，他们不吃不睡不嫖，不在战
场或国内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他们能独霸天下。做不到这些的军队，算
不上真正的军队，即使他们有相反的表现，那也是因为凶猛思残暴，而不
是来自德行。在德行成为制度的地方，它能以适当的方式、适时运用凶
悍的气概，任何困难都无法败坏它，使它缺少勇气。因为良好的制度能
够恢复勇气和凶悍的精神，能用征服的欲望加以培养，只要制度依然稳
, 这种欲望就绝不会消失。凶悍有余而制度不足的军队与此相反，例
如那些战败的法兰克人。假如他们初战未捷，使他们抱着获胜希望的凶
悍精神并没有制度化的德行加以维持，除了凶悍的精神，没有任何让他
们保持信心的东西，一旦信心消退，他们也就失败了。相反，罗马人有
良好的制度，所以不那么惧怕危险，也不那么担心失败。自始至终，他
们都以同样的勇气和同样的德行，坚定顽强地投入战斗。其实，战火一
起 ，他们便始终激情澎湃。至于第三种军队，它既不具备天性的凶悍，
也缺少后天的制度，例如今天我们的意大利军队。这种军队毫无价值，
只要它遇到的不是因为某种变故而逃跑的军队，它便绝无获胜的可能。
不必列举别的事例，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它在证明自己没有任何德行。人
人都能从提图斯•李维的证言看到，应当如何缔造优秀的军队，以及恶劣
的军队何以产生，所以我打算引用一下帕皮里乌斯•柯尔索的话，当他打
算处罚骑兵队长法比乌斯时说： “无人敬重上司，也无人敬重神明；将官
的命令或卜象都得不到服从，不但在太平之地，而且在敌人的领土上，
士兵也四处游荡：忘记誓言，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他们罔顾原则，不
按命令集结，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地形有利与否*作战时不听上司的命
令 ，也不遵守任何规矩。军队若是有这种土匪作风，它的威严与虔敬将
荡然无存，变得盲目而不讲章法。”由这段话不难理解，当今之世的军
队是威严而虔敬，还是盲目而不讲章法；它是多么缺少配得上军队这一
称号的因素；与罗马人的凶悍和纪律严明相比，或与法兰克人单纯的凶
悍相比，它差得有多远。

将领应当熟悉地形

军队将领必须掌握的事情之一，就是了解地形地势。不具备这方面 
的一般知识和具体知识，将领不可能打胜仗。要想完美地掌握任何一门
学问，必须进行实践，而这门学问更是要求大量的实践。这种实践，或
更确切地说，这种具体的知识，最佳的获取方式便是狩猎。所以古代作
家说，统治世界的英雄，都是在森林中、在追逐猎物中陶冶出来的。除
了这种知识外，狩猎还可以使人学到很多征战所必需的东西。据色诺芬
在 《居鲁士传》中说，当居鲁士攻打亚美尼亚国王时，他为了筹划作战,
提醒自己的手下说，这跟他们和他一起经常进行的狩猎没什么两样。 他
提醒那些被他派去山头进行伏击的人说，他们就是在山梁设置罗网的人
又对那些部署在平原地带的骑兵说，他们就是狩猎时把野兽赶出洞穴、
使其落入罗网的人。

由色诺芬的话可以证明，他之所以这么说，是要把狩猎描述成一幅
战争画面。可见这种训练对伟人是既荣耀又必不可少的。了解地形的最
佳途径就是狩猎，因为对于需要利用地形的人来说，狩猎可使他了解训
练场所的细节。人们一旦对某个区域了如指掌，他也很容易掌握任何新
的地形，因为每个地区、它的每个部分，都有一致性，所以这种知识很
容易举一反三.没有这种充分实践的人，也难以了解其他地形—— 其实，
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凡是有这种实践的人，只
要一抬眼，就能搞清楚平原的地貌、山峦的走势、峡谷通向何方，以及
他过去已经掌握着可靠知识的一切情况。提图斯•李维用帕伯利乌斯•德
希乌斯的例子证明了这个道理。当执政官科涅利乌斯率兵攻打萨谟奈人
时 ，他是士兵的护民官。执政官撤入一道峡谷，罗马军队有可能被萨谟
奈人包围，他看到这一危险后，对执政官说：“奥卢斯•科涅利乌斯，你看
到敌人旁边那个山头了吗？如果我们迅速占领它（无知的萨谟奈人放弃了
它），它就能成为我们获救的希望。”在德希乌斯说这些话之前，提图斯•
李维写道：“士兵的护民官帕伯利乌斯•德希乌斯，已经看到关隘旁一座能
够俯瞰敌营的山岗，辎重太多的军队难以接近，轻型装备的军队则无多
大困难。”执政官派他率领三千名士兵占领了此地，从而拯救了罗马军
队。他打算在夜幕降临时离开那儿，使自己和士兵脱离危险，他又说了
这样一段话： “跟我来吧，借着落日余辉，我们可以分辨敌人在哪儿布置
了卫兵，哪儿是逃出此地的通道。他套上一件军人的斗篷，使敌人认不
出他是领袖，摸清了全部情况。”凡是读过这段文献的人都可由此明白，
将领熟悉地形是多么有用和必要。假如德希乌斯对地形茫然无知，他便
无法判断占领那个山头对罗马军队多么有益，也无法从远处认识到能否
占领它；当他到了山上，在敌人包围中打算和执政官会合时，他也无法
从远处看到哪儿是脱身的通道，哪儿有敌军把守。可见，德希乌斯必须
具备这种完美的知识，他才能占领那座山头，拯救罗马军队，当他被围
困时，才能知道如何找到能使他和手下人脱身的通道。

在战争中运用欺诈是件光荣的事

在任何事情上采用欺诈手段，都是令人厌恶的，不过在战争中却值 
得称颂，以欺诈致胜的人，和以武力取胜者一样，都值得赞扬。看看那
些给大人物作传的人作出的判断，即可清楚这一点，他们都对精于此道
的汉尼拔等人大加赞扬。我读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这里姑举一例，余
者不论。对于背信弃义、违反条约的欺诈，我不认为有何荣耀，即使像
前面说过的那样，你以此篡夺了国家或王位，它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
荣耀。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是针对不讲信用的敌人和在战争中采用的欺
诈 ，例如汉尼拔在佩鲁贾湖为包围执政官和罗马军队而佯装逃跑，以
及他为逃离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的魔爪，点燃牛角上的火把。

萨谟奈人的将领庞提乌斯在考迪纳隘口包围旨可罗马军队时，就采用了
类似的诈术。他把军队布置于山下，又派一些披着羊皮的士兵，混在羊
群中去了平原。罗马人把他们俘获后，问萨谟奈的军队在什么地方。他
们遵照庞提乌斯的命令，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正在围困诺切拉。两个执
政官信以为真，主动钻入圈套，当他们开进考迪纳隘口后，立刻被萨谟
奈人包围。假如他听从父亲的劝告，那么即使这一胜利是通MT过欺诈得来
的 ，对于庞提乌斯也是很荣耀的事。他父亲希望他要么释放罗马人，要
么把他们通通杀死，不可走中间路线， “这既不会赢得朋友，也不会消灭
敌人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做法一向对国家有害无益。

不必遵守被迫作出的承诺

执政官率领被解除了武装、蒙受羞辱的军队回到罗马后，执政官斯
普利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首先在元老院发言，认为不应遵守考迪纳和
约。他说，罗马人民固然没有受到强迫，但他和同意讲和的另一些人却
受到了强迫。如果人民希望解除自己的一切义务，他们必须把他和另一
些同意讲和的人作为俘虏送还萨谟奈人。他顽固地坚持这一结论，居然
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把他和另一些人作为俘虏送回了萨谟奈，他们便
向萨谟奈人抗议和约无效。波斯图米乌斯在这件事上运气奇佳，萨谟奈
人没有把他关起来。波斯图米乌斯回到罗马后，他因这次失败而在罗马
人中间赢得的荣誉，比庞提乌斯因获胜而在萨谟奈人中间得到的荣誉还
多。这里值得记取的教益有二：一是任何行动都能带来荣誉，若是取
胜 ，则理所当然地获得荣誉，若是失败，那么表明失败并非因为你的过
错 ，或立刻做些足以抵消失败的壮举，亦可获得荣誉。其二是，不遵守
被迫作出的承诺，并不是可耻的事情。被迫作出的有关公共事务的承
诺 ，一俟强迫的因素消失，总会被人违背，对于违约者来说，也不是什
么丢脸的事情。从史书中可以看到各种这样的事例，当今之世也每天都
在发生。君主不仅在强迫因素消失时不遵守被迫作出的承诺，而且使他
们作出承诺的原因消失时，他们也会自食其言。

出生在同一地区的人，无论何时几乎都保持相同的天性

聪明人常说：观既往可以知未来。这不是随意说的，也不是全无道
理 。无论何时，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古代看到对应的现象，盖其皆出自人
为 ，而他们有着相同的感情，肯定也会有着相同的结果。诚 然 ，他们的
表 现 ，此地优于彼地，这事优于那事，这取决于塑造人们生活方式的教
养 。看到一个民族长期保持着相同的习俗，始终贪婪或欺诈成性，有着
这样那样的恶习或德行，所以根据它的既往，不难预知将来。看看我们
佛罗伦萨城的历史，再想想最近发生的事情，就会清楚日耳曼人和法国
人是多么贪婪、骄横、残暴和不讲信用，因为每当我们的城市身陷逆境
时 ，都会受到这四U!种性情的严重伤害’就拿不讲信用来说，人人都知道,
我们经常给国王查理八世送钱，他也承诺交还比萨要塞，可他何曾归还
过。国王通过这事，暴露了他的不讲信用和贪得无厌。我们还是看看更
晚近的事情吧。世人皆知，当佛罗伦萨人向米兰大公维斯孔蒂家族开战
时发生了什么。佛罗伦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想让皇帝 （指法国 王）
到意大利来攻打伦巴底。他答应率一支大军前来攻打维斯孔蒂，保护佛
罗伦萨不受其武力侵犯，条件是佛罗伦萨在他发兵之前先给他十万达克
特，到达意大利后再给他十万达克特。佛罗伦萨人答应了这些条件，
在他们支付了第一笔钱、又支付了第二笔以后，他来到维罗纳，在那儿
兜了一圈、什么事都没千就回去了。他声称，他之所以回国，是因为有
人违反了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⑶假如佛罗伦萨不是出于无奈，或被欲望
所征服，而是研究和了解一下那些蛮子的古老风俗，它也就不会一再上
他们的当了，因为他们历来如此，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施展同样的伎俩。
他们在古代就对托斯卡纳人如此，后者多次被罗马人打得狼狈逃窜，不
堪忍受其压迫，他们也知道，凭借自己的兵力，无法抵抗罗马人的进攻,
他们便同住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法兰克人达成协议，给他们一笔钱，他
们则必须加入托斯卡纳的军队，一起抗击罗马人。法兰克人拿到钱后,
并不想为托斯卡纳人拿起武器，便说，他们接受这钱 ，不是为了同托
斯卡纳人的敌人作战，而是为了不去托斯卡纳的领土上掠夺。由于法兰
克人的贪婪和不讲信用，托斯卡纳人既破了财，又没有得到他们指望得
到的援助。从古代托斯卡纳人的这个事例以及佛罗伦萨人的遭遇可以看
出，那是法兰克人的一贯伎俩$ 所以也很容易推测，君主应当对他们抱
有多少信任。

看到敌人犯下大错时，要谨防上当受骗

当福尔弗斯总督前往罗马人在托斯卡纳的军队时，执政官因某种仪 
式去了罗马。托斯卡纳人想尝试一下，看看能否设下圈套把他俘获。他
们在罗马军营的附近设下伏兵，又让一些士兵披着羊皮混在一大群羊中，
来到罗马军队目力所及的地方。当他们在伪装下接近军营时，总督对这
种放肆的举动颇为诧异。在他看来这有悖常理，于是采取了戮穿其骗局
的办法，托斯卡纳人的计谋也随之落空。从这件事不难领悟，军队将领
不可轻信敌人显而易见的错误，这种疏忽大意不合常理，所以它背后总
是隐藏着骗局。然而，获胜欲经常使人头脑发昏，只看到表面上对他有
利的事情。

法兰克人在阿列河打败罗马人后，他们来到了罗马，只见城门洞开， 
无人把守。他们没敢进城，在外边呆了一天一夜，因为他们无法相信罗马
人这么懦弱、这么没有主见，居然会放弃自己的家园。1508年佛罗伦萨
人屯兵于比萨城外时，比萨公民阿方索•德•穆托罗被佛罗伦萨人俘获，他
许下诺言说，如果放了他，他可以为佛罗伦萨军队打开比萨的城门。他被
释放了。后来，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经常前来和行政官的代表商谈,
非但不加任何掩饰，反而大摇大摆地领着一些比萨人，在同佛罗伦萨人谈
话时，就把他们撇在一旁。由此很容易看三 出他的口是心非，因为假如他守
信的话，这么做是不合常理的。但是，佛罗伦萨人想得到比萨的欲望蒙住
了他们的眼睛，当他们遵照那人的安排来到位于卢卡的城门时，落了个损
兵折将的可耻下场，这全是因为那个吃里爬外的阿方索。